新时期文学的进步是和时代政治的转折进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推》的重要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标志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真正深入。

    1980年以后，文艺界开始大规模平反，包括右派作家案、“胡风反革命整团”等在内的大批冤假错案，为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判为毒草的作品恢复名誉。到1980年，包括《收获》、《当代》、《十月》、《钟山》、《花城》等十多个大型文学刊物和省市所属的文学月刊，纷纷创刊或恢复出版，仅省级以上的文学刊物已超过200余种，为文学发展提供了众多的阵地，文学界开始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会的祝辞，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文艺的新的观念原则。《祝辞》指出：“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对新时期文学在恢复期里大步走向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时期文学在复苏期的发展态势，是与这一阶段里一系列文艺观念的基本问题和创作中具有倾向性问题的热烈争鸣连在一起的。这些争鸣活动，既是理论界对新的创作成果的及时评价，又是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归纳、总结和升华，真实地记录了文艺观念拨乱反正的历程。

    

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自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必须为政治段务”就成为我国文艺界一个不可怀疑的基本原则，它制约了我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格局和文艺面貌。这一提法在艺术创作上的弊端人们早已有所认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的根本性指导思想的重新认识，体现了文艺界思想解放的深入。首先对此论进行质疑是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从文艺的发展规律、古今中外文学发展历史等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有力的辩驳，并认为这是极“左”文艺思潮的基本根源，文艺界的正本清源，必须从观念上彻底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从争论中我们看到，“文革”时期的极”左”文艺观念还有一定市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文艺基本观念转变的艰难性和长期性。大部分同志认为，“工具论”否认文艺对生活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工具论”必然导致“主题先行”，把文艺变成“阶级意志”的附庸，必然最终取消文艺。这就为1980年文艺新的指导思想--“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提出，进行了舆论准备和理论梳理。“两为”口号的明确提出，是这场文艺与政治关系讨论的重要成果，对新时期文艺复苏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