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

    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是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对文学产生广远影响的、最深刻的文艺思想激荡。这场讨论的特点不仅体现在具体作品的争鸣中，更主要地体现在大量的理论文章中，不仅是文学领域，也还涉及到哲学等其他人文学科。讨论的主题词是“异化”，即人的异化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问题。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关注，是从对“文革”十年的历史反思开始的，随后逐步演化到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全面反思。基于过去政治运动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人的践踏情形，反思中人们开始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在这场讨论中，文学所受到的启示要比其参与其中的讨论显得更为重要，它给文学创作所开启的命题无疑是巨大的、深刻的，同时也是充满着艰难曲折的。最直接的是启发文学从“人”的角度来反思历史，以“异化”来对人的悲剧进行形象的解释。早在1979年，存在主义继荒诞派文学之后被介绍到我国，到1980年前后，对于存在主义文艺的介绍已经形成对西方文学介绍的主要部分，并且为相当一批青年所接受。其间所兴起的“萨特热”、“存在主义热”、“卡夫卡热”等，都无不与理论界“异化”讨论热有关。在此情况下，文艺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描写阴暗的、灰色的作品，由此形成了现实主义悲剧创作的另一种形态。

    

三、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讨论

    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从1984年到1987年，刘再复发表了一系列围绕“人的主体性”而展开的对文学进行研究的论著，呼唤确立“人”的“创造”、“对象”、“接受”三位一体的“主体性”地位。他同时申明“主体性问题，包括个体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人类的主体性。这是强化人的创见性、能动性、自主性观念。”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人的研究'的一种形式。”对“主体性”问题，他分别从一般主体性构成，文学主体性内涵和文学主体性的实现途径进行了论述。针对上述论点，陈涌在1986年4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对刘再复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与批评。陈文首先重申“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极大的影响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并强调这是整个文艺形态的文化的各个部门的共同的普遍的本质。他认为，刘文把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和“作为行动者的人”分割开，把人的“受动性”归属前者，而把人的“能动性”归属于后者是错误的。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超越时间空间，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行动着人'的主体性。离开社会实践，谈论人的受动性和能动性，不是回到机械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就是走向主观唯心主义。”陆梅林、敏泽等人也著文提出了刘文“主体性”观点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基础。总体上看，有关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焦点是“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和人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大讨论是80年代后期在文艺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观念论争，它表明了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关注的“人”的问题的深化。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所致，讨论未能深入地持续下去，但无疑对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四、关于文学的“文化寻根”思潮

    关于文学的“文化寻根”思潮。从1985年就初露端倪的文学“寻根”思潮是与印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研究热潮有着直接的联系。80年代中后期，正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的转型时期。受海外华侨学者“新儒学”的形响，从文化角度尤其是在对传统文化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的发展寻找生机、出路，成为知识界所敏感的话题。文学“寻根”思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探家历时期文学发展出路的切实的努力。“寻根”文学的首倡者韩少功曾这样说过：“'寻根'文学是一个先有旗号，后有创作，先有理论，后有实践的'有意为之'的文艺流派。这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倒是罕有的先例。”文学“寻根”思潮着重体现在小说创作领域。这一思潮的倡导者和创作主力是一批新时期的新锐作家，包括韩少劝、王安忆、贾平凹、郑义、郑万隆、阿城、李杭育等人。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说到“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他认为文学“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人类生存的根”。郑万隆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认为“寻根”是“力求揭示整个民族在历史生活积淀的深层结构上的心理素质，以寻找推动历史前进和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李庆西进一步引申说，文学成文化的“根”，并不在儒学里面，而是在区域文化中--发源于西部诸夏的老庄哲学、以屈原为代表的绚丽多彩的楚文化，以幽默、风骚、游戏鬼神和性观念开放、坦荡为特征的吴越文化等等。郑义、阿城还对五四以来新文化建设中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提出批评，认为五四运动“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有阻碍民族文化之嫌”，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裂。总之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化是一种“无根”的文化。

    

五、关于“重写文学史”

    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是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后期文艺现念的深刻变革而导致的。新时期以来，西方20世纪文论大量涌入，各种新的文艺价值观念、概念和评判文艺的方式，文学回归自身的呼声，文学“向内转”的倾向，以及“主体性”讨论，文学的“文化思潮”等，都推动了80年代后期的文学观念的更新转型，“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就是这一历史趋势的具体的批评实践。1988年，“重写文学史”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同年4月，《上海文论》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的话》申明了“重写”的意义是“要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改变过去那种文学史编著中的“非科学的思维定势”。从以后大量“重写”、“重评”文学现象、作家和作品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强调文学史写作的审美思维，强调文学文学科的独立性和科学性，是“重写者”们，尤其是年轻一代治史学者的共识。实际上，“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及具体操作，既反映了80年代后期我国意识形态环境的宽松，同时也是新时期开始治学生涯的一批年轻学者自70年末以来不断在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积极探索的一次大胆、深人的挺进。它说明，80年代后期的文艺观念的大规模变革，已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基本领域被全面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