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状态”及其他新现象的争论。1994年春天，《文艺争鸣》和早年大力倡导“新写实”的大型文学期刊《钟山》，联快打出了“新状态文学”的旗号。
    与“新写实”相比，这是先在理论上进行鼓吹、而后推出集束作品的一个文学现象。一些青年批评家，在分析了市场经济强劲背景下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创作日益商品化、读者对文学日益冷淡化的时代特点之后，认为那些固守严肃文学阵地的作家们，再也不能像80年代那样写作了，而是要进入“新状态”．同时也已呈现出了一种“新状态”。什么是“新状态”?“新状态”的倡导者们认为，“新状态”的重要特性是“告别”--告别新时期文学，进入“后新时期”。他们认为以前的文学--包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运动、新写实思潮，都属于“赶潮“的“实验文学“，由于“以'实验'，'探索'这样的旗帜、这样的方式向西方现代文学急于认同，他们亦在某种意义上充任另一种隐形代言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代言人，历史很快就证明他们不可能代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走向世界文学'只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新状态。的文学是“'写状态'的文学”，“它写的是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历导致的人的生存和精感的当下状态，”“它只能在历史传统、外来文化和现实生存的全方位开放的状态下，努力去挖掘和发挥母语的文学表现力。“也有人推出另外的解释：认为“新状态”文学“是以深刻地展示状态的方式来展示其艺术世界的，'状态'是'块'，是'面'，是总体，更接近生活的自在状态，更接近生存的主体。”
    随着讨论和争鸣的深入，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把“新状态”文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阐释代码，正可以直接地用于对'后新时期'文化特征加以探索。”

    三、关于人文精神和“文化保守主义”

    关于人文精神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话题。1994年，就在《上海文学》推出“文化关怀小说”的同时，上海批评界提出了所谓“人文精神”的口号，达显然是针对如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初期物欲高扬、人心浮躁、精神被物化的现实而言的。同时也对文化的商品化、创作中的价值漂移、作品媚俗现象等提出了尖锐批评。人文精神的话题，在1995年张承志长篇《心灵史》和张炜两部长篇《柏慧》、《家族》的争论、评价中得到展现，甚至有的争论话题已“进入非文学空间”。张承志、张伟也发表文章，以激烈的态度对时下思想价值迷失和道德滑坡给予了尖锐的抨击。他们的作品和言论一体，表现了一部分作家对历史和时代的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文化的坚定信仰。有论者认为，他们是“高举理想主义大旗的作家”，他们的追求，坚持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人格操守”。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些都表现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倾向。质疑者们在考察“文化保守主义”产生的根源时指出，生活商品化对文化的冲击、80年代追寻西方现代派的失败和90年代对传统的重新反思是这种回望本土、返根归本思潮的来源。这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在骤然面对市场经济时的困惑，也表明了文学在90年代对80年代盲目追随西方的一种反弹，提出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转型朗内人文精神重建与文学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