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观的讨论。新时期戏剧观的变革，除了受到来自现实的深刻影响外，还受到两种戏剧传统的影响：一是五四以来，尤其是"十七年"的话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二是外国现代主义戏剧的观念和实践。其中外来影响是显著的。首先是在1982年前后出现的戏剧观争鸣。这次争鸣是在西方现代派文学对中国文学形成广泛影响的情形下发生的。外国现代戏剧，除了五四时期曾经介绍过的梅特林克、霍普特曼、约翰·辛格、斯特林堡、凯泽、托勒、奥尼尔以及未来主义剧作家马利蒂尼、基蒂等剧作家的作品被再度介绍外，本世纪50、60年代在法国兴起、一度席卷欧美的贝克特、尤涅斯库、阿达莫夫品持、阿尔比等人的荒诞派戏剧也被介绍到中国。1979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了布莱希特的叙述体戏剧《伽利略传》，实验布莱希特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两大法剧体系的结合。1981年上海青年话剧团在沪演出了萨特的名剧《肮脏的手》。1983年5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由阿瑟·米勒亲自执导的《推销员之死》。在戏剧理论方面首先得到介绍的是布莱希特的叙述体戏剧，紧接着是荒诞派戏剧理论的介绍，然后，格罗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阿尔托的"残酷戏剧"等等，也被介绍到中国并对剧作界和舞台实践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些介绍与文学领域对于外国现代派的介绍是同步的。西方现代派戏剧对于现实主义的反叛，布莱希特的叙述体戏剧、梅特林克的"静态戏剧"和荒诞摄戏剧的理论，对于中国戏剧界重新认识话剧传统，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戏曲遗产，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在戏剧观念方面引起争鸣。戏剧观争鸣，也就是在西方现代派戏剧影响下产生的新的戏剧观念，对于旧的戏剧观念亦即长期以来流行的易卜生"社会问题剧"模式和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影响的创造生活幻觉的"第四堵墙"模式的冲击。在争鸣中，相对于传统的写实戏剧观念，黄佐临在60年代所提出的"写意的戏剧观"被重新提出。高行健认为，易卜生的社会道德剧作为一种观念的戏剧，距今已经一个世纪了，在它之后，世界戏剧从未停止发展，我们不必把相当于同治、光绪年间的一位外国剧作家的戏剧观，当作不可逾越的剧作法典来束缚自己的手脚。争鸣为创作界和舞台实践上的戏剧探索提供了理论支持。争鸣中，借鉴西方现代派戏剧，突破写实戏剧模式的束缚，进行戏剧革新的主张获得了戏剧界的广泛关注。
这场争论，在上海，首先是1983年的《戏剧艺术》就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之"写意"与"写实"、"幻觉戏剧"与"非幻觉戏剧"的理论概括的准确性引起的争论。在北京，《戏剧报》就戏剧观的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影响及于全国。《戏剧论丛》、《剧本》、《戏剧学习》、《戏剧界》等报刊连续多年发表文章，对于戏剧的本性、本质、戏剧的规律、舞台的假定性、戏剧与观众、戏剧思维、戏剧生存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探讨。讨论至1985年达到高潮，到90年代，有关戏剧观的讨论文章还时见发表。在讨论中，高行健、陈恭敏、谭霈生对于戏剧本质分别提出了"动作说"、"外延模糊说"、"情境说"的观点，童道明着重阐述了戏剧的假定性思想，林克欢等人则对于剧场性观念给予高度的关注，对于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关系，多数论者采取了开放的现实主义的立场。
|
第二章 戏剧理论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