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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命名,在照亮意义的同时,又是对意义的遮蔽.经典现代文学史将萧红表述为抗日爱国女作家,固然揭示了其精神实质的某些方面,但这一界定本身依据的是一种外在的政治标准——作家必须表现出战士的姿态,作品必须为抗日服务,才能被接纳、被肯定.于是萧红大量游离于这一政治标准的作品,不是为批评框架完全省略,就是不断受到无意的误解和有意的误读(如萧红的成熟之作《呼兰河传》由于题材与抗日无涉,描写的“人物又缺乏积极性而被认为是她“现实创作源泉已经枯竭的证明”)萧红本人的悲剧命运则被归因于陷于狭小的个人生活圈子无力自拔,不能赶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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