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霍大道主持机电工业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派硬手到两年半没有完成生产任务的重型电机厂当厂长。电机公司经理乔光朴打破沉寂毛遂自荐，并当众立下了“不完成国家计划请求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军令状。他提议二十多年前曾和他一起将电机厂“搞成一朵花”的石敢仍担任党委书记，并硬是将在“文革”中被批斗得心灰意懒的石敢动员出山。
　　乔光朴回到独居的家中，神使鬼差地打电话约了童贞。童贞是乔光朴在苏联学习时认识的留苏学生。回国后，乔光朴出任电机厂厂长，童贞也在厂里当技术员。童贞深爱着乔光朴，但由于乔已有妻室，便矢志不嫁。她的外甥郗望北以为厂长骗了他老姨，对乔光朴怀恨在心。在“文革”中，乔光朴的妻子不清不白地死在“牛棚”里，他自己也常挨批斗，加上厂造反派头头郗望北又给他扣上了“道德败坏分子”的帽子，使他比别的走资派吃了更多的苦头。童贞的心灵也受到了伤害。
　　两人见面后感慨万分。乔光朴向童贞求婚，并希望明天回厂上任后就结婚。童贞担心群众议论，又怕乔光朴跟已担任副厂长的郗望北无法共事，显得忧心忡忡。但乔光朴五十多岁还雄心勃勃，热爱自己的事业，又使她那颗工程师的心也热了起来，她同意跟他到厂里转转。
　　进了车间，乔光朴发现青年工人杜兵采用“鬼怪式操作法”，十分气愤。在他之先到厂的石敢摸到的情况更严重：工人思想混乱，干部其实是三套班子。他告诉乔光朴，冀申正在主持召开紧急党委会，这肯定跟他们回厂有关。他们来到了办公楼，只见会议室灯光通明，好像在讨论明天的大会战。乔光朴给霍大道挂了一个电话，拉着石敢、童贞走进了会议室。党委会正在讨论两项内容，一项是郗望北的停职清理，另一项便是大会战。冀申想用大会战孤注一掷，在生产回升后借台阶离开电机厂，同时在交印之前把郗望北拿下去，在乔光朴和郗望北这对冤家中埋下一根引信。不料会议中途来了不速之客，后又进来了局长霍大道。霍大道当众宣布了局党委的决议，并补充了一项任命：任命童贞为厂副总工程师、党委常委。乔光朴谈了对工厂搞大会战的不同意见，最后宣布自己跟童贞已举办婚礼。
　　乔光朴上任半个月，撂挑子下去整天在下边转。终于，连留在上边坐阵的石敢也坐不住了。乔光朴告诉他已经有了眉目，抓准了病情可以动大手术了。第二天，他一下将全厂九千多名职工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场，留下精兵强将，把考核不合格的，组成服务大队替代农民工搞基建和运输。乔光朴也因此树起了一批“仇敌”，不仅有像杜兵这样的工人，而且还有那些“编余”中层干部，他们强烈要求对厂长也进行考核。在“考厂长”时，乔光朴地各种各样的问题回答滔滔不绝，始终没有被问住，而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冀申却完全被考垮了。乔光朴当机立断，将冀申调去搞基建，把下车间的郗望北调上来顶替冀申的位置。冀申抓基建几天，服务大队里对乔厂长不满的人就放出风要把他再次打倒。
　　乔光朴亲自出差去“搞外交”。由于不通“关系学”，大败而归，而郗望北却显示了处理这类关系的能力。这期间，冀申走上层路线到外贸局上任去了。两人在剧场相遇，冀申故作姿态，一脸得意之色。郗望北准备连夜出发，去解决厂长没有解决的材料、燃料和各关系户的协作问题。
　　石敢在灯下仔细研究一封封控告乔光朴的信件，憎恨自己开脱了自己而加重了老乔的罪过。刚进办公室的霍大道和石敢愁眉苦脸的样子比较，显得情绪特别好。乔光朴推门进来，发现了石敢急忙收藏的控告信。霍大道向石敢示意都给乔光朴看。乔光朴看完控告信，怒不可遏。石敢劝他回局交令。乔光朴嚷道：“我不怕这一套，我当一天厂长，就得这么干!”霍大道说：“我喜爱这一句话：宁叫人打死，不叫人吓死。我在台上，就当主角。”他告诉乔光朴，部长对电机厂的搞法很感兴趣，希望乔光朴把手脚再放开一些，积累点经验。三人越谈兴致越高，乔光朴唱起了他喜爱的京剧：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原作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乔厂长上任记》作者蒋子龙，1941年生，河北沧县人。创作活动始于60年代中期。已出版《开拓者》、《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阴阳交接》、《饥饿综合症》等小说集及长篇小说《蛇神》，另有《蒋子龙短篇小说集》、《蒋子龙中篇小说集》、《蒋子龙选集》等。蒋子龙小说创作坚持近距离反映生活，不回避现实矛盾和斗争，作品所涉及的，大多是社会人生领域和工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课题；擅于刻划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具有进攻型性格的企业家和普通工人形象，从中揭示人生的真谛；笔调沉郁冷峻，风格雄浑刚健，为我国工业题材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作为开“改革文学”先河的《乔厂长上任记》，产生于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改革作为时代主旋律在中国大地尚未全面奏响之时。诚然，这篇小说所描写的企业整顿还只是我国工业体制改革的前奏，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传统在当时也才恢复不久。然而，作家却有力地摆脱了长期以来文学创作表现阶级斗争的模式，毅然地将艺术的聚焦点调整到经济建设、企业整顿改革上来。更为可贵的是，作家无意在自己的作品中人为地缓解“文革”结束不久客观存在于我国政治经济领域、企业整顿改革中的尖锐复杂的矛盾，而是如实地表现种种严峻的生活——不仅仅是企业内部存在着的“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门的问题”，而且更有政治活动中难于绕开的障碍，以及不易对付的社会关系网。作家将其主人公置于一个巨大的漩涡中，置于一场并不亚于战争的磨难中，通过“和平年代的战争”的种种描写，展示出新时期之初的社会面貌，以及时代强者的遭遇和命运。

　　跟某些鼓吹远离政治的作家不同，蒋子龙决不试图使自己的创作脱离时代，在作品中抹去“政治的痕迹”。恰恰相反，他认为只有时代才有资格“选择作家”，只有政治才可能成为“生活的神经”。出于这种思想和美学追求，他在《乔厂长上任记》的创作中，努力创造弥漫着时代气氛、政治气息的环境，塑造着富于政治色彩的人物形象。当我们国家刚摆脱“文革”带来的危机，在企业困难重重，工人队伍人心涣散，特别是一部分人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已产生异化的时刻，乔光朴敢于挺身而出，知难而上，即便身陷困境也坚定不移地进行企业的整顿改革，表现出我们民族有识之士所共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可贵品质；他智深勇沉，处事坚韧、果断；他精通现代企业管理，勇于实验和另辟蹊径。特别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充满自信，坚强有力的企业家，他并不认为“鼓动家”、政治家只是企业家的一种陪衬甚至只是一件摆设。他充满诚意地动员“老搭档”石敢“出山”，是因为他意识到正是他们“两个人”才把过去的电机厂“搞成了一朵花”，是他深知自己性格和工作中的缺陷和弱点，要获得事业的成功不能没有“诙谐多智的鼓动家”的配合和辅佐。这是一个完全排斥恐惧、怀疑、阿谀奉承、互相戎备等劣质的伟大性格。我们并不否认乔光朴形象塑造中存在着的理想化倾向，但我们又认为，乔光朴才是改革时代所要召唤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企业家，是我们国家实现“四化”最需要的人才。乔光朴属于今天，更属于明天。

　　《乔厂长上任记》以激烈多样的性格冲突，以环环相扣、迅速推进的典型情节完成人物的典型塑造，同时，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的内心活动。用笔简洁、干净，风格粗犷豪放，堪称蒋子龙创作风格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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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　|　　|　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