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初文坛的颓势与革新

一．宋初文坛的颓势

　　宋初结束了晚唐五代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人民获得比较稳定的生产环境，统治者也采取一些放松压迫、减轻剥削的措施，使社会矛盾趋向缓和，农业、手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社会呈现了繁荣的景象。在此背景下，宋初的帝王特别有意提倡文学，但是诗文状态，在整体上却是延续晚唐五代的遗风，呈现“颓势”。
　　 北宋初年，文坛多为五代旧人，因而仍然沿袭着五代遗风。《宋史·文苑传一》反映了当时一些文人的情况，如和蒙：“虽幼能属文，殊少警策。每草至，必精思讨索而后成，拘于引类偶对，颇失典诰之体。上以贵家子能业文，甚宠待之。”
　　 范仲淹曾说：“五代已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皇朝龙兴，颂声未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然九州岛岛之广，庠序未振，四始之奥，讲义盖寡。其或不知而作，影响前辈，因人之尚，望己之情，吟咏性情而不顾其文，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之悲，非乱世而怨，华东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学步不至，效颦则多，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唐异诗序》）
　　 这类“属对精切”而“不达体要”的骈文和无病呻吟、“风流不归”的诗歌，就是后来诗文改革运动的对象。

二．倡导革新的先驱人物：柳开

　　首先举起革新旗帜的是柳开。

　　1．生平简介

　　柳开，字仲涂，大名人。五代汉隐帝干佑元年生，宋真宗咸平四年卒（公元984—1001）。早年从一位老儒手里得到韩愈古文数十篇，“一览而不能舍”，叹其能使“圣人之道复大于唐”，遂名“肩愈”，字“绍先”，立志学韩、柳古文。二十岁之后又倾慕王通的续经，欲与之“齐其述作”，遂改名为“开”，改字为“仲涂”，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以为今世之途。（见“答梁拾遗改名书”）。死后门人编其遗文为《河东集》。

　　2. 古文主张

　　强调古文同今文的主要区别不在言辞，而在于内容。内容方面，他要求「“古其理、高其意”，也就是宣传“圣人之道”。而对于“圣人之道”，他特别突出“尊君敬长、孝乎父、慈乎子”的封建道德。
　　 言辞方面，他主张「随言长短、应变作制」，就是不要像骈文那样拘执于声病对偶，又不要刻意模拟古人，追求「辞涩言苦」，而应根据表达的内容，该长则长，该短则短。
　　 为了反对骈文，韩愈曾提出过「文从字顺」和「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主张，但由于过分强调「辞必己出」和「为陈言之务去」，他的某些诗文也出现了艰涩怪僻的倾向。而他的一些追随者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倾向。柳开的观点既是对韩愈正确主张的继承，又是对这种不良倾向的纠正。
　　 此外，柳开在《上王学士第四书》中，还谈到如何作文的问题。他说：“文之不可遽为也，由于心智而出于口”，“心与文一者也”。作文应该表里如一，但柳开所说的心是有特定内容的：“君子用己心以通彼心，合则附之，离则诱之，咸然使至于善矣。故六经之用于时若是也。”可见“君子”之心就是六经，“心与文一”就是文与经一。因此，他提出作文应该「由于心以出于内」，反对“役其心以求于外”，这就近于后来道学家以治心养性为作文之本的创作理论了。

　　3. 基本评价

　　在声病对偶之席笼罩文坛的形式下，柳开当仁不让地肩负起首倡古文的重任，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因而颇为后人重视，甚至把他与欧阳修并提。
　　 他的古文理论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抨击，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非在辞涩言苦」的主张对宋代散文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在他的文学理论中已经明显的表现出用孔孟之道，尤其是封建礼法束缚文学发展的倾向。

三．显示革新实绩的人物：王禹偁

　　宋初沿袭残唐五代文风，柳开首起，以韩柳文为号召，提出文学复古理论（所谓“古其理，高其意”），反对晚唐五代浮靡文风，但柳开能言之，却不能行之，其创作水平不高，故影响有限，当时的诗文创作，主要还是沿袭晚唐五代风格。
　　在柳开之后，对宋代文风有更大影响的是王禹偁。

　　1.生平简介

　　字符之。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出身贫寒。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授成武县（今属山东）主簿。次年，改任长洲（今江苏苏州）知县。端拱元年(988)召试,擢右拾遗并直史馆，复拜左司谏、知制诰,直言敢谏。淳化二年(991),庐州尼姑道安诬告著名文字学家徐铉。当时禹偁任大理评事，执法为徐铉雪诬,又抗疏论道安诬告之罪,触怒太宗，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淳化四年移官解州（今属山西）。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随即召回。任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太宗至道元年(995),以谤讪朝廷的罪名，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县)。次年改知扬州。真宗即位(997)，再召入都，因撰修《太祖实录》,直书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999)再次被贬出京城，知黄州（今湖北黄冈）。咸平四年冬改知蕲州（今湖北蕲春），不久在蕲州去世。
　　 王禹偁为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秉性刚直，不畏权势。一生中三次受到贬官的打击,乃作《三黜赋》,申明“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表现了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王禹偁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曾向朝廷提出许多建议，在《端拱箴》、《三谏书序》、《御戎十策》以及知扬州时作的《应诏言事疏》等著作中，他提出了重农耕、节财用、任贤能、抑豪强、谨边防、减冗兵冗吏、淘汰僧尼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主张，虽大多数未被太宗、真宗采纳，却为宋仁宗时范仲淹等人的“庆历变法”开了先声。
　　 王禹偁自编《小畜集》30卷，今有《四部丛刊》本。另有其曾孙王汾裒辑《小畜外集》，有清光绪年间孙星华刻本。近人徐规所著《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收集佚诗佚文多篇。

　　2．古文主张

　　王禹偁为了革除唐末五代颓靡纤丽文风之流弊,以宗经复古为旗帜,提倡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精神，为文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韩愈）”，写“传道而明心”的古文。
　　 他特别强调“不得已而言”，文章要“句易道”、“义易晓”，重点提倡了“易道易晓”的文风，力戒“语艰而义奥”的陈习，发挥了韩愈古文理论与实践中“文从字顺”的一面。
　　 他的散文作品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晓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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