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 明清（1840年以前）编
概述
明代前期，为了加强以皇权专制为核心的帝国统治，统治者寻找精神武器，看重将封建伦理道德本体化了的理学的功能，尤其是程朱理学所具有的特点，将程朱理学拉入政治庙堂，尊奉为官方哲学，著为科举功令，成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旗帜。以程朱思想为标准，编订《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诏颁天下，标志着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及独尊地位的确立。
明前期诸儒立于程朱理学的基盘上，处于“转述程朱”及“玩味程朱”的状态，他们对程朱理学学说的认知和强调虽不尽相同，但都尊崇和维护程朱学说，都强调躬身践履。其间，又表现出不屑于宋末以来的烦琐注解，对程朱学说的“支离”有所戒心的倾向。所以，理学“述朱”中，又酝酿着未来变化的端绪。至吴与弼弟子陈献章时，明显转入“心本”论，开启了明中期“心学”的滥觞。
明代中期，面对出现的社会危机，有些思想家感到，传统的思想武器，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不能满足现实统治的需要，因而以反传统的姿态，对旧有的思想统治武器予以修补，以稳定和维护统治秩序。以陈献章的“江门之学”发其端，王守仁构建了心学体系，并广泛传播而风靡天下。程朱理学虽仍为官方哲学，但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
王守仁在与理学的论争中，不断构筑起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重要命题为骨架的“心学”体系，可谓集宋明理学史上心学一派之大成。此种心学体系固然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致力目的，但其重视人的主体精神的价值，以人的存在及其精神为参照来确立世界万物的意义，具有突破程朱理学束缚人性的一面，并且为王门后学所撷取、发挥，成为思索现实统治合理性，反对礼教束缚，彰显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的思想资源。这是王守仁所始料不及的。
王守仁心学虽未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然以后学门派众多，传播广泛，而产生重要影响。王门后学尤其是王艮所创立的泰州学派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诸如“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皆可成圣”“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等一系列命题和主张，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透散出鲜明的“冲决网罗”的“异端”精神。
明中后期，在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几乎与理学的畸变——王守仁心学的崛起与风靡相伴，思想界还呈现出另一种倾向和态势，即以罗钦顺、王廷相为代表的，以“气本论”为理论基础的，对包括程朱、陆王在内的道德哲学的批判，以及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晚明思想家，由陆王心学转向程朱理学并对程朱理学予以修正、调适。他们在学说思想上有共同的特点：主张“气本论”，强调“闻见之知”，关心时局，强调学术经世。
明末清初易代之际，社会激烈动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成为引发思想巨变的重要因素。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由思考、总结明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转入在政治、经济、民族及学术思想等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批判，视野开阔，气象博大，思想深刻，达到了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具有鲜明的实学取向，以及早期思想启蒙色彩。
清代中期，历史进入到乾嘉时代。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出现了康乾盛世局面；清朝统治者定鼎天下以后，在尊崇程朱理学的同时，一方面征召“博学鸿词”科，“稽古右文”，以驱动牢笼士人，一方面大兴文字狱，采取文化高压态势。这些因素交互作用，使得士林中“反清复明”等言行趋于消歇，并因承晚明以来批判理学、以经学代理学的学术旨趣和学风取向，出现了考据学“烂然中天”，思想相对淡出的局面。尽管如此，然“瘖者不忘言，痿者不忘起”，犹有戴震、章学诚、焦循、阮元等人，在争向故纸考据的氛围中，坦露诚款，抒发主张，不同程度地显现出思想家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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