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代前期的理学的“述朱”
明代前期，为了加强以皇权专制为核心的帝国统治，统治者寻找精神武器，看重将封建伦理道德本体化了的理学的功能，尤其是程朱理学所具有的特点，将程朱理学拉入政治庙堂，尊奉为官方哲学，著为科举功令，成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旗帜。以程朱思想为标准，编订《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诏颁天下，标志着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及独尊地位的确立。
第一节 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学说，从创立到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历经二百余年。南宋理宗时，庆元党禁解除，朱熹的理学思想开始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下诏制定科举条制，科举考试以明经试士，汰去汉唐尚词赋取士之法，四书、五经以程子、朱熹注释为主，“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欲以此使学者人人尊信程朱学说，言行以之为规范。程朱学说虽列于官学，并未取得独尊地位，但是，程朱学说在元代的张大，以程朱义理解经之作纷出，并造就了一批如朱升、宋濂、刘基等朱学人物，为程朱理学在明代成为定于一尊的官方哲学奠定了基础。
明代统治者为维护和强化皇权专制，需要寻找一种足可利用的理论学说，而且欲通过有效的途径使之社会化。为了这一目的，通过著科举功令和以程朱学说为主的经说汇编，确立了程朱理学在明代思想统治地位。明初，沿袭元代“皇庆”科举条制，规定科举以《四书》、《五经》的内容为考试题目，体现出对儒家“道统”及程朱学说的重视。明太祖洪武年间，解缙上书，建议依事类编纂一部上接唐、虞、夏、商、周、孔之道统，下及关、闽、濂、洛之学说的综合经书，以树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以统一人们思想，以为政治举措的准绳。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谕令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将《四书》、《五经》传注，尤其是诸儒发明余蕴之议论，理学家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的性理之言，汇而编之。历时不到一年，至次年九月，编成三部《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所收集的经说并不完全是朱熹及其门人的学说，包含了二程弟子、朱熹门人、后学在内的许多程朱一脉的理学家的学说，只有《四书大全》则以朱熹思想为衡量标准，对诸儒议论加以遴选，集中体现出朱熹学说思想的正统地位。故三部《大全》编纂及颁行，总体上确立了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地位。明成祖对此项编纂工作有很高的期许，即让天下人全面地认识经书，系统地探究经书中蕴含的圣贤的精义，继承、遵循圣王的道统，为修齐治平提供助益，以开创繁荣和洽的盛世。
三部《大全》的编纂和颁布，其意义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唐太宗诏令编纂和颁布《五经正义》相伯仲，无非是要控制、统一臣民的思想，以维护统治。而事实上，程朱理学的独尊及其与科举功令的结合，确实对明代社会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只是这种符合统治者意志的影响是以阻遏人才、败坏学术为代价的。
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对此予以反省，感慨道：“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揭露其对学术思想的败坏作用。八股制义，皮附古人以立言，古学精义自然因疏于研究而被弃置。经学有其源流，有其本末、体用，只有在经说相互参稽及与现实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得到发展，才能发挥作用；死抱着几部《大全》，死守一家之说，以为至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经学不得不亡了。从总体上看，程朱理学因独尊于政治庙堂，以诸儒多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而趋于僵化，失却了能动地应对变化的生动的现实的能力。因此，明代中期，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作为救正它的力量——心学的崛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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