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王守仁心学体系的构建及其影响
明代中期，面对出现的社会危机，有些思想家感到，传统的思想武器，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不能满足现实统治的需要，因而以反传统的姿态，对旧有的思想统治武器予以修补，以稳定和维护统治秩序。以陈献章的“江门之学”发其端，王守仁构建了心学体系，并广泛传播而风靡天下。程朱理学虽仍为官方哲学，但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王守仁在与理学的论争中，不断构筑起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重要命题为骨架的“心学”体系，可谓集宋明理学史上心学一派之大成。此种心学体系固然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致力目的，但其重视人的主体精神的价值，以人的存在及其精神为参照来确立世界万物的意义，具有突破程朱理学束缚人性的一面，并且为王门后学所撷取、发挥，成为思索现实统治合理性，反对礼教束缚，彰显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的思想资源。这是王守仁所始料不及的。王守仁心学虽未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然以后学门派众多，传播广泛，而产生重要影响。王门后学尤其是王艮所创立的泰州学派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诸如“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皆可成圣”“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等一系列命题和主张，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透散出鲜明的“冲决网罗”的“异端”精神。
第一节 陈献章的心学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广东新会白沙里人。学者称其为白沙先生，称其学为“江门之学”。其曾师从吴与弼，并受吴与弼静思冥悟的心学倾向影响，重视独立思考，讲求自得之学，成为阳明心学的发端人物。其著作有《白沙子全集》。陈献章的心学学说主要表现为心本论和心学方法。
在“道”、“气”关系上，陈献章的认识和朱熹视“理”为宇宙万物之本的观点相近，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他把“道”当作宇宙万物的根本。所不同的是，陈献章没有象朱熹那样，将“道”看作是独立于万物之先的绝对本体，即所谓天地万物未生之前，道已存在，天地万物毁灭之后，道仍独存。他为了破除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之间的隔阂与支离，并求得以简驭繁之效，特别强调心的性质、状态和功能，提出天地众物众理存于“一心”的观点，认为“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甚至说：“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既然“吾心”决定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吾心”的创造，那么“吾心”就成了宇宙万物的根本了。这就与朱熹的“理本论”明显不同了。不过，从心学的角度看，陈献章的“心本”说，又与陆九渊不尽相同：陆九渊明确地直截了当地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且有较强的伦理色彩，而他则在认同朱熹“理本”说的同时，着眼于道德修养和践履的效度，才将“心”作为宇宙万物本体的，所强调的是心的知觉对万事万物的决定作用。陈献章出于朱熹之学，又异于朱学，改造朱学，这正是强调“学贵自得”的结果。
陈献章标榜其学“以自然为宗”，即让精神处于超脱天地、生死、富贵贫贱、功利计较的绝对自由状态，以求得“浩然自得”的精神境界。为了实现这种精神状态和境界，他提出了“为学须从静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即在不否认读书穷理的前提下，更强调“静坐”中直见本心的内向方法，认为这种方法更直接，更切己，精神更统整，更有效度。
陈献章的弟子、广东增城人湛若水（1466——1560）推波助澜，对其师心学学说予以修正和发展。在陈献章“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的基础上，提出“万事万物莫非心”的观点，认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在心学方法上，湛若水不拘泥于其师的“静观”，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为学、修养方法，主张动静合一、心事合一，强调随时随地发现“本心”，践履“天理。这与佛教学说中的“处处皆是道场”的说法相类，而且还蕴含了“知行合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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