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王守仁的心学体系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自号阳明子，浙江余姚人。宪宗成化年间中进士第，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卒谥“文成”。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称其所创心学为阳明心学或“姚江之学”。其著述由弟子编成《王文成公全书》、《王文成公文录》等，后世汇编其生平文字为《王阳明全集》。
王守仁一生经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其间，社会政治危机逐步加深：土地兼并狂潮兴起，造成了大量的流民，成为威胁明朝统治的力量；极端皇权专制的弊害得到充分的暴露，统治集团内部，宦官专权，侯王叛乱，党争不断，削弱了统治力量；南“倭”、北“虏”交伐，不仅威胁明王朝的边防，还加重其财政危机；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使封建等级秩序及维护它的道德规范受到冲击。而供奉于庙堂的程朱理学不仅因日趋僵化，对士人失去了吸引力，也无力应对变化纷繁的现实。面对这种局面，王守仁深感“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已至“病革临绝之时”，经纶世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极力寻求一种能够挽救现实的药方。
王守仁心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他早年学习程朱之学，执着于格物穷理。因“穷格竹子”七日，“劳思致疾”，而开始对朱熹学说产生怀疑，认为朱熹学说中的“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即所谓纵然格得草木之理，也与自家“正心诚意”的的道德修养没什么关系。宦途经历及对社会现状的了解，促使他对道德伦理的衰败和社会人心风俗的沉沦的原因进行探索。他依循封建政治教化的内在逻辑，逐渐发现朱熹学说中“物理与吾心终若判而为二”，是导致知行分离、道德言说与道德践履相脱离的思想理论根源。于是，开始抛弃程朱之学，着力于“吾心”构建自己的“心学”思想体系。
王守仁心学思想体系并非凿空而创，而是对已有的思想学说资源有所借鉴和继承，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来源：（一）对包括理学在内的传统儒学的继承和改造。其心学思想体系中充斥着众多的伦理范畴和命题，都是传统儒学中所具有的。主要继承了孟子的“良知”说和陆九渊的“心即理”观点。对程朱学说中的道德修养论也有所借鉴。（二）受陈献章、湛若水二人的思想影响。王守仁在不满朱熹之学而探寻新的思想出路时，与湛若水结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受陈、湛师徒二人偏重内心涵养的思想取向的启发。（三）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他在怀疑朱熹学说以后，很长时间浸于佛、道二教学说，后虽感到二教出世思想，悖于儒家伦理纲常，跳出其学，但对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禅宗的心性说及直觉修养方法都有所汲取和借鉴。其“龙场悟道”，以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证。正是依托这些思想资源，王守仁构建了以“良知为心之本体”说、“致良知”说为核心，以“知行合一”为实行路径的“心学”思想体系。
“良知为心之本体”说。王守仁继承并发挥周敦颐、程颢、陆九渊以来逐渐形成并明朗化的“心即理”说，把“良知”、“心”、“性”、“理”看作一事：“良知者，心之本体”，“心即性，性即理”，“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同时，还进一步把作为认识主体的“心”的地位和作用张大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心”不仅成了人之一身的主宰，而且还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它充塞于天地之间，天地万物鬼神的有无都由它决定，一切的存在都是“心”——“良知”的发用流行，它成了宇宙万物的最高本体，成了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一言以蔽之，即是“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由此，人们探求万事万物之理，就必须着手于“心”，“物理不外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吾物理矣。”王守仁如此论说，主要是为了解决程朱理学学说中“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的之离，及其在体认天理、道德践履上所造成的病痛。他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具有思想认识功能的“心”上升为宇宙本体，以主观决定客观、主观吞噬客观的方式，力图消除“心”与“理”的两歧，以使体认天理、道德践履简径直接，更有效度。正如他自己所说：“杀人须就喉咙上著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
王守仁学说把“心”——“良知”与天地万物之理相等同，以之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并认为人人心中皆有“良知”。其用意就是要以唤醒人的尊严的方式，使封建伦理道德和统治秩序由外在的束缚变成人们内在的自觉，从而实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知行合一”说。王守仁“龙场大悟”后提出这一学说。他不满现实社会重重，诸儒坐而论道，口若悬河，起身行事，手足无措的无能状态，寻根溯源，认为程朱学说“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于是主张“知行合一”，并以“心即理”为逻辑起点，推演论证这个学说：既然“心”主宰一身，主宰万事万物，“心”与“理”不可分，那么“知”与“性”也就不可分。其所谓“知”，是指“良知”的内在感悟，所谓“行”，是指“良知”的外在表露。在他看来，既然知与性都是人固有良知的表现，所以是二而一的东西。在王守仁这一学说中有一潜在预设，即人人皆有自尊，从自家田地里获得真知，会自然主宰一身而流行发用，自然会自觉地践行伦理纲常，不能行是因为不真知。所以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又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是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就王守仁初衷而言，他想抓住“知”这个内心感悟环节，以之为着力点，以期获得人人“能行”“愿行”的效果，并不是在认识上真的将“知”等同于“行”。然而事实上，能不能真正践行伦理道德，是受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制约的，不仅仅局限于能否真切体悟到天理（封建伦理纲常）这一个方面。所以，此种学说流布开来，所造成的真正后果，也只能是“以知代行”“只知不行”，并不能比程朱的相关学说的影响强过多少。
“致良知”说。此说为王守仁晚年（50岁）提出来的，他见当时的读书人多为名利而奔忙，把程朱学说当作打开名利之门的钥匙，认为人心败坏，“天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社会“纷纷藉藉祸乱相寻”皆由此造成，都是“良知之说不明”的缘故。而且在镇压各族民众起义的过程中，他还清醒地认识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于是阐发“致良知”说，并颇为自负地认为，“致良知”是“孔门正法眼藏”，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致良知”说并非王守仁的首创，《礼记?大学》载有“致知”之言，《孟子》亦有“良知”之说。王守仁对这些观点以及陆九渊“心即理“说加以吸收、改造，形成系统的“心学”学说。他把人心中之“良知”与天理联系起来，指出“天理即是良知”，致良知就是体认和遵循天理，以说明致良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以说明致良知的可能性。他归纳总结了人们在致良知上的态度和做法，“圣人自然致之，贤人勉强致之，凡人困学致之，愚人蔽昧不致”，警醒、提澌众多的愚凡之人不要自甘堕落，致良知以成贤成圣。他指出了致良知的步骤：“诚意”——“致知”——“格物”。说明致良知的方法包括“动”“静”两种工夫。所谓“静”的工夫，即“反身而诚”的内省直观（包括静坐澄心），也就是“不假外求”“自明本心”的本体证悟；所谓“动”的工夫，就是“在事上磨练，就是在人伦日用的具体事务上体验、践行。他认为，”动“”静“两种工夫相为表里，“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
归根结底，王守仁的“致良知”作为道德修养论，是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宗旨和目的的，欲以纲常名教清除人们心中的物欲，将人们的思想纳入符合封建统治秩序的轨道。就此而言，与朱熹学说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他的学说中具有较强的重视人的个性和主动性的旨趣，而且被其后学引申发挥，以“现成良知”说为“人欲”合理性辩护，以否定权威说为个体思想自由及其价值合理性张目，在思想界掀起不不小的波澜，对于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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