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平等”说。何心隐不满于现实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从“万物一体之仁”出发，设计了“万物一体之政”的理想社会，在社会组织上，他设计了以超乎身家之上的师友关系为纽带而成的“会”。这种“会”的成员是朋友关系，领导人平时是“师”，掌握政权后则为“君”。他认为，兄弟、夫妇、父子、君臣、朋友所谓“五伦”中，朋友关系最重要的最和谐的社会关系；社会的纵向关系最合理的不是君臣关系，而是师友关系。他还认为这个社会组织里应有两个维护社会生活的原则，也是“君”的合理职能：一个是维护成员团结的“群”，一个是保障成员物质利益的“均”，具备并践行了这两个原则，成员之间才能处于平等和谐的关系之中。他以传统学术音训释义的方式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说：“君者，均也。君者，群也。臣民莫非君之群也。必君而后可以群而均也。”乌托邦设计中，透散出市民阶层反对封建压迫，追求社会平等的思想。李贽也设计了一个尊重人的个性，使人各按性情自由发展的，自治而无“条教禁约”的理想社会。为此，他批判现实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从诸多视角主张社会平等。他认为夫妻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如同天地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夫妇关系不平等，导致其他社会关系不平等。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封建社会政治伦理是由家族伦理向外推扩而形成的逻辑，故主张夫妇平等。他还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尊男卑女，认为“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观点。他指出，人的见识的长短不由男女性别划分，“妇人不出阃域”，“所见不出闺阁之间”，视野即经验都受限制，才使得女人见识短；男人奔忙于四方，视野开阔，经验丰富，故见识远；历史上不乏见识过人的女子，就是因其有和男子相类似的实践活动。从而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男女在见识、才干上差异的社会制度根源和社会实践根源。他对历史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结合赞赏，反对男女婚姻上的门第界限，主张男女婚姻自由平等，认为现有的相关纲常礼法有违天道自然。李贽的男女平等思想，有一个认识前提，即众生平等。他认为圣与众、贤与愚都是平等的，“人人生知，人人是佛，人即佛，佛即人。”可以看出，其社会平等思想有着佛教文化的根源，同时，尊重人的德性和尊严，是其社会平等思想的前提与归宿。
“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说。李贽这一观点，是立足于“心学”自尊自得的观念及其所主张的社会平等观念，通过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而提出来的。此观点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是非及其标准问题。他指出，是非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无定质”，“无定论”。反对道学家以孔子及其言论为“定本”，去压制、束缚生动活泼的自然人性。认为孔子及其学说的价值具有历史时代性，“天生一人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给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他讽刺道学家盲目崇拜孔子，犹如一犬吠日，众犬吠声，仿佛矮人观场，随人唱和。他以“道”与人的关系、“道”与社会需要的关系，说明“道”的形成和变化，认为“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随形而趋时，揭露作为理学体系重要支柱的“道统”说的子虚乌有，以其为道学家借以往圣贤来抬高自己的把戏。李贽不仅否定圣人孔子的权威，还对道学家及其经典《四书》多有评论，指斥道学家讲道学以猎取富贵，所立之学为“天下之伪学”，进而否定儒家的独尊地位。李贽还以“治贵适时，学贵经世”为评价标准，纵论历史人物，提出了诸多不同于传统的新论断。如，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被后世贬为“聚敛之臣”，李贽却称赞他佐国家之急，富国而不劳民，为难得的经世干才；秦始皇自汉代以后，被视为残暴虐民的独夫民贼的典型，李贽却叹羡其开创历史新局的奠基之功，称其为“千古一帝”。这种“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言论，这种冲决网罗的精神，是心学“尊信自家田地”意识的极端发展，后儒所谓掀翻天地，“非名教所能羁络”，李贽当之无愧。
泰州学派的思想家汲取王守仁心学中强调个性、重视主体精神的思想旨趣，驾师说而上，阐发了许多具有平民意识的思想学说。由于思想家与下层民众保持一定的联系，因而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不仅使王守仁心学风行天下，也使闪动“异端”色彩的思想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王守仁为挽救“病革临绝”的社会而构建心学体系，以期明学术，正人心，维护纲常名教和统治秩序，不料其学说却成为破坏纲常名教和明朝统治秩序的精神工具，其后学却成了明王朝的“拆天派”，其中所展示的正是思想史发展的辩证法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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