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前期重要的理学家及理学“述朱”中的调适
宋濂（1310——1381）字竟濂，以世居浙东金华之潜溪，学者称其为潜溪先生。其生平著作，被后人辑录为《宋文宪公全集》。由于其大半生在元代度过，受元代学风影响较大，兼之学术渊源驳杂，因而理学思想中表现出折衷朱陆、调和儒佛的倾向。
在理学本体论上，宋濂既继承朱熹的学说，又有自己独特的表述。他依据朱熹“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的观点，以“天地之心”置换“天理”，将其作为宇宙万无的本原及其运动变化的原因。如此表述，并非无的放矢，主要是致力于消融朱熹学说中“天理”与“人心”隔阂与支离，以及“格物致知”与“涵养省察”的两歧，使作为道德修养的体认天理变得更直接，更便于操作：立足于人心，从人心入手，以人心接天心，把握天心——“仁”。
人如何能够体验和把握“天地之心”，关系到道德修养的可能性及成贤成圣的起手处、吃紧处。宋濂认为，“天地一太极也，吾心一太极也”，“吾心”本具一切，天地万物及其变化都在“吾心”中，“吾心”不参杂私伪，就能除去蒙蔽，就能体验和把握到“吾心”中所本有的“天地之心”。他由此进一步提出了“吾心”与“天地万物之心”同一的观点，指出，把握“吾心”，就把握了“天地万物之心”，故天地万物的存在和变化，都由“吾心”。而且，似乎是不必向外格物穷理，只要向内省察冥悟，就可以把握天理。如此，在论证成贤成圣可能性、可行性，张扬道德修养责任感、使命感的同时，夸大“吾心”，将其提升到具有决定性的主体地位，乃至以主观精神吞并客观世界，明显表现出调和朱陆，由程朱理学转入心学的倾向。
这种调和及转向，并非没有根源，与其对儒学、佛学的态度和认识密切相关。他认为佛教与儒学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划，“儒佛一贯”，而且，佛教的“明心见性”的修养方法“有补治化”。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又字希古，号逊志，浙江宁海人。以不肯为明成祖起草登基诏书，被诛十族，明后期追谥“文正”。生平著述，被后人辑为《逊志斋集》。
其为宋濂弟子，但思想倾向颇与其师不同，以程朱学说为宗，抨击佛教“异说”，反对空谈，强调有体有用的“经世宰物”之学，以此被后儒尊称为“程朱复出”。他对当时空谈心性，不切实务的学风不满，指责某些儒士只知修身而昧于治事，只知记诵而缺乏辅世治民之术。强调知行一贯，认为“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笃”，切与修齐治平，方是正学。
他尊崇和维护程朱理学，强调“博学约礼”、“格物致知”的外向的渐进的认知路线，反对向内致力、企图“一旦之悟”的心学倾向，并揭露这种倾向的佛学根源。认为佛教学说是社会的“巨蠹”，通过学术而危害人心、治道，于是，从学理上对佛教轮回转世等学说予以批判，以维护儒学正统，求得孟子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效果。
曹端（1376——1434——）字正夫，号月川，河南渑池人，学者称之月川先生。其著述为后人汇编为《曹月川遗书》。
曹端被后儒称为方孝孺之后“斯道之绝而复继者”，主要在于他和方孝孺相似，以程朱理学为宗，尊崇和维护程朱学说。，这在曹端而言，主要表现为对程朱学说缺陷的弥补，以及排斥释、道二教。
朱熹曾经为了表达“理”对“气”的统摄作用，以“人乘马”为喻，这在曹端眼中是个缺陷。他认为这种解喻未能合理地说明理与气的关系，仍把理与气视为两物，其结果是“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物之原”。他在继承朱熹对“太极”与“道”的解释（太极，为理之别称，以通行而言则称之为道，以极致而言称之为极，以纯粹不杂而言称之为一），指出太极自能动静，并提出“理驭气”的说法，以“理”来涵纳“气”。认为只有强调“理驭气”“理气浑融无间”，才能使“理”成为活理，才能突出“理”为宇宙万物主宰的决定性地位，才有助于使人们认识到体认和把握天理的必要性。他的这种表述，强调“理”的同时，却淡化了“气”的作用。但是，他的“理其无间”之说，对于尊崇程朱学说者还是有启迪和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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