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诱导人们讲求伦理道德的修养和践行，以及体会、理解圣贤的精神世界，宋代的理学家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人相继探讨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只是在曹端看来，他们都未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他根据自己的体会，认为这是个可以深切体会而不可言传的问题，指出“非是乐这仁，仁中自有其乐”，不径直说仁说天理，而是想着怎样引导人们通向这仁这天理，犹如不径直说鱼说兔，而是叫人如何使用蹄筌，颇有些禅意。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看，意义在于使人们对于天理的体认由勉求变成自觉。
曹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还对释、道二教学说进行批判，揭露其对人伦治道的危害。他认为，佛教主张四大皆空，就是“以空为性”，其结果就是否定天命之性，就是否定儒家所主张的天理。道教托于老子，以虚无为道，就是否定“率性之道”，也悖于儒家主张的天理。
三位思想家表现出来的强调道德践履的价值取向，尤其是方孝孺、曹端一方面从程朱理学内部维护、弥补，一方面排斥、批判释、道二教的做法，表明了程朱理学在明初笼罩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以及程朱理学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品格。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瑄（轩），陕西河津人。永乐年间中进士第，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卒谥“文清”。其为政以清廉自持，继承民本思想传统，主张谨敬临民，认为“自古未有不遂民心而得天下者”，“为政临民岂可视民为愚且贱而加慢易之心哉？”不满官僚中那些为自家丝毫利益而蝇营狗苟者。其为学以程朱之学为宗，从朱熹之学上窥周敦颐、邵雍、张载之学，喜言天道、自然、理气问题。临终前作诗称“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通天”，表达出其重视践履，以自家身心经历体会天理的进学特征。其开创“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河北、关陇一带，蔚为北方朱学大宗。其平生所著文字，为清人汇编为《薛文清公全集》。
理气、心性之辨，是理学的基本理论范畴，是关系道德认知和道德践履的根本性预设，是理学家们无法绕开并必须给以解释说明的问题。薛瑄的理学学说也系于此，表现为对理气关系论和人性论。
关于理与气的关系问题，既有本源论，即理与气从根源上讲谁先谁后、谁决定谁的不同主张，又有具体存在论，即具体表现上理气、道器关系的不同主张。薛瑄不同意朱熹“理在气本”“理先气后”的理气关系本源论，提出“理不离气”的主张，在承认“天地之间只有理气而已，其可见者气也，其不可见者理也”的前提下，认为天地之先，“理与气一时俱有，不可分先后”，而且理与气之间“密匝匝地，真无毫发之缝隙”。即认为，从天地万物未形之先，到天地万物已形之后，理与气都是相即不离，理都在气中，天理流行、气化万物实际上是一事的两个方面。他还以理气存在的具体形态中的“道”“器”关系，论证其“理气相即”的本源论，认为“显者器也，微者道也；器不离道，道不离器”，“故曰道亦气也，器亦道也”。其意在打通“先天”“后天”两节，强调一贯，使“理气关系”避免支离歧异的境地，而归于一是。
其在论证“理气相即”的过程中，表现出“气本论”的倾向。他说，“天地之间只一气”，“一气流行，一本也。著物则各形各色而万殊矣”。不仅天地万物，就是人间诸事物，也都是阴阳二气滚滚不已而化生出来的，而且阴阳二气本是一气，因气有动静，才有所谓阴阳刚柔之分，气之阴阳刚柔之分，不过是一气动静运作状态的称指而已。此种观点的重申，并非无病呻吟，也有反对以气之阴阳而产生支离的弊病的用意在。薛瑄还将“理气相即”的观点，贯彻于对“理一分殊”之传统命题的解释之中，并使之成为这一传统命题的“气学”根据。
总体上看，薛瑄对程朱理学学说的继承和修正，意在通过消除程朱理学学说“支离”的病弊，以使之发扬光大，发挥其在道德认知和道德践履上的指导作用。试想，理与气若是相离，“先天”与“后天”若断裂，那么“下学上达”“格物致知”的道德本体认知工夫如何可行？唯有以“理气相即”“天地一气，气化流行不已”的观点灌注其中，才有可能健全程朱理学的学说，才有可能克服早在南宋时就为新学家陆九渊所指斥的“支离”的弊端。而“气说”乃至“气本论”，是传统的思想资源，是理学形成期的重要命题，是理学学说中本有的论说范畴，所以从理学学说的“理本论”“气本论”“心本论”三种宗派构架角度看，援引“气说”以救正程朱之说，是理学内部的一种有限度的调整，有助于张大“心本论”一派的观点。因此可以说，明代中期理学向气学转变，在此已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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