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胡风及七月派诗人

    七月诗派，是在艾青的影响下，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以《七月》及以后的《希望》、《诗垦地》、《诗创作》、《泥土》、《呼吸》等杂志为基本阵地而形成的青年诗人群，其主要代表诗人有鲁藜、冀汸、阿垅、曾卓、芦甸、孙钿、方然、牛汉等人，他们以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自由诗体为主要旗帜，以重庆、成都两地为主要活动中心，其作品多收在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七月新丛》、《七月文丛》等丛书之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诗歌创作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基本特征

    七月诗派的诗作被誉为"时代激情的冲击波"，直接继承了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

    在七月诗派的形成和发展之中，显而易见的是胡风理论和艾青创作的影响。绿原曾说，七言诗人中的"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而他们"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联系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胡风文艺理论的色彩。上述的影响概括起来，即引发了七月诗派的两个基本的诗学命题：生活态度和诗人的主体性问题。

    七月诗派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生活态度上，主张要正视现实并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去能动地影响和改造现实，反对无原则的对生活的追随态度和"卖笑的态度"。

    七月派诗人认为，在必然的法则里，人的力量是决定的东西，把以无可奈何的宿命论的观点对待生活中的苦难和矛盾的心理，以及光有牢骚、不平而没有行动，都称为小市民的犬儒主义，加以贬斥。

    2、在文艺观上，倾心于生活深度的表现，而疏于复杂的形式探求。

    七月派诗人在创作上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坚持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统一，反对亦步亦趋地描摹生活现象的本身，而主张凭借正确把握了的历史力量，突入生活的底蕴，开掘出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的艺术形象。但是，倾心于生活深度的表现却影响了他们对复杂的艺术形式的探求。七月派诗人认为"人、生活、风格，是一元的"，这种一元论，揭示了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诗的许多问题被简单地还原为诗人的生活态度问题，从而导致了七月派诗人的重生活而不重视技巧表现的风格的形成。

    3、对诗人主体性的高度张扬。

    七月派诗人打出了反对客观主义的旗帜，反对冷淡地摹写生活，而主张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将诗人的人格、情感、血肉、审美趣味强烈地渗透到客观对象上去，达到主客观的互相拥抱和融合。这和艾青的重视诗人的艺术感觉、强调个体生命和时代精神的共振说是强烈响应着的，是对中国诗歌会主张直接描摹现实、把自我消融在大我之中的诗歌观的历史的纠正。

    4、强调力和美的统一。

    阿垅曾经说过：诗人只有两种，或者高唱着进行曲，或者唱着凯旋歌，把力和美的表现看作是诗的最高境界。正因为如此，诗在他们看来是壮阔宏大而不是贫弱纤巧的，是力和美的高度体现而不是才子佳人的呻唤低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的有阿垅的《纤夫》、冀汸的《跃动的夜》、曾卓的《铁栏与火》、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化铁的《暴风雨岸然轰轰而至》等，都是充满力度的足以显示"七月风"的代表作。如阿垅的《纤夫》。诗中这样描绘纤夫的形象"四十五度倾斜的铜赤的身体和鹅卵石滩所成的角度"。这个角度也是历史的动力和阻力的角度，这样，诗人笔下的纤夫的形象既具有普通纤夫的历史具体性，又包含着更加深广的历史内容，表现出了一种深藏在普通人民身上的坚韧强劲的民族精神和古老民族的顽强生命力。

    5、在形式上，提倡自由奔放散文美，追随艾青，自觉地把自由诗推向了一个坚实的新高峰。

    在中国新诗史上，郭沫若的《女神》塑造了具有破坏精神和创造精神的、自由解放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充分反映了五四历史青春期的时代精神，而30年代，徐志摩、戴望舒笔下的充满迷惘、感伤情绪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则充分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转折期，一部分青年的时代情绪，到了七月诗派，他们笔下所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如阿垅笔下的纤夫、绿原笔下的《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则是行动着的历史的强者，他们的塑造，充分显示了经过抗日解放战争的血与火的考验，我们民族的趋于成熟、和时代的趋于成熟，这也正是七月诗派的主要价值所在。

    七月诗派的上述总体倾向并不排斥诗人个人的独特创造，如绿原（1922－）被称为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其政治抒情诗名篇《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终点，又是一个起点》、《你是谁？》等，以政治的尖锐性、历史感，形象繁复、诗情愤激而内含嘲讽，极富煽动力量、且便于朗诵而著称，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传播很广，并因此获得了"政治抒情诗人"的称号；鲁藜的诗则以舒缓、清丽著称；阿垅的诗沉稳、坚忍；冀汸的诗则刚毅、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