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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进程提示：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在开封东北四十里)组织兵变，代周自立，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将近二十年间，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又先后用武力和外交的手段吞并了南方的几个独立王国和建都在太原的北汉。中国社会经过唐末五代长期分裂的局面，到这时在大部分地区重新取得了统一。

　　通过建立直属朝廷的财政管理系统、司法系统，实现了财权和司法权的高度集中。由此，宋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这是过去的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
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对前朝历史教训的吸取。

　　为了防止中晚唐以来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政治局面的重演，宋太祖在夺取后周政权后的第二年就采用赵普的建议，解除了禁兵统帅石守信等人的兵权。此后北宋王朝除集中全国精兵于京师外，又立“更戍法”，把京师的驻兵轮番派遣到各地戍守，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防止士兵和将帅之间发生深厚的关系。又把京师的禁兵分给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统领，使禁军将官的权力因而削弱。同时设置枢密使，掌调发国内军队之权。这样，“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见何坦《西畴老人常言》)。

　　以军权的高度集中为核心，宋代皇帝更进一步通过削弱和分散宰相的权力，严密控制地方官，实现了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

　　中央集权的副作用之一，是军队战斗力的削弱，导致对外作战屡屡失利。为了换取苟安的局面，北宋王朝每年要向辽、西夏交纳巨额的岁币，同时，为了维持皇室和百官奢靡的生活，政府每年的开支十分浩大。宋朝农民负担的苟捐杂税数不胜数，所谓“恩待于百官者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积贫积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

　　防范武人，从而重文轻武，成为宋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据说宋太祖打了天下，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比之武人，北宋王朝对文人的待遇就优厚得多。对文人来说，只要进入官场，就意味着可以享受到一种优裕、宽松的生活条件。按规定，宋朝文官有优厚的俸给，在离职时也还可以领宫观使的名义支取半俸，武官就不能这样。宋太祖曾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其实何止宰相，就是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长官，也几乎都是文人担任。这对于提高当时文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效忠于北宋王朝，的确收到了效果。

　　在当时的“优待政策”底下，即使不受贿赂不刮地皮，也吃用无忧。宋初堪称清廉自觉的王禹偁已经有诗自道：“月俸虽无余，晨炊且相继。薪刍未缺供，酒肴亦能备。”（《对雪》），更不必说天天吃鸡舌汤的吕蒙正和夜夜拥妓豪饮的宋祁。长久以来，唐代寒士们的人生向往，在宋代才得到真正实现的可能。

　　对文官的倚重，更多表现在认真发展“科举制度”方面。此前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定取舍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而宋代科举则实行弥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试之外的人为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同时，宋代的科举制度更加成熟的表现还有：规模扩大，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朝廷并因此大量增设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
　　但从另一面来看，上述“国策”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唐代文人可以投幕府、考进士、凭门第、走干谒、递行卷以求仕进，也可以隐山林、游江湖、入释道以求高名，而宋代文人可以选择的自我价值实现之路却狭窄得多，几乎只有经科举考试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多彩、五花八门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渐渐消失了。宋代著名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要简单得多。

　　宋代文人的仕途环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内忧外患，党争纷起。而内忧外患是宋代官场党争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

　　由于军队缺乏作战能力和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北宋王朝每年要向辽和西夏交纳几十万两匹的银绢，使国内人民，主要是农民，在徭役、赋税的沉重负担之下，更兼受辽、夏贵族的剥削。北宋王朝认为辽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苏轼《富郑公神道碑》)。因此它不仅没有积极加强防御力量，取消或减轻岁币来缓和它和人民的矛盾，反而企图以对外的一味妥协，集中力量，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北宋王朝在军事部署上一反历代统一王朝的作法，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在边境只驻有仅仅可资防守的部队，把大部分军队驻屯在国内冲要地区，专力防范农民的反抗。

宋代改革家范仲淹墓

　　为了防止农民的迫于饥寒，铤而走险，北宋王朝每当荒年还大量招募饥民来当兵，从而使军队的数额不断扩大，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加深了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在北宋初期，王小波、李顺就在蜀中起义。到宋仁宗即位以后，先后爆发了王伦、王则等的起义，北宋对西夏的战争又接连失败，促使一部分正视现实的文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等，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厚农桑、减徭役、明黜陟、抑侥幸等改良政治的主张，企图以此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他们的政治主张遭到吕夷简、夏竦等保守派的反对，形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这就是庆历党争。到了宋神宗即位，又由于“冗兵”、“冗官”和“冗费”的巨大开支，农民负担过重，而品官形势户、大地主和大商人却乘机兼并，大发横财，阶级矛盾又趋激化，新党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就在这时产生。他的青苗、方田、均输、市易等措施，又遭到司马光、苏轼等旧党的反对，从而形成长期的新旧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