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与周边民族的冲突当中，宋代政权始终被动的弱势局面。
金兵的南下，两河的沦陷，北宋王朝的覆亡和南宋王朝的建立，这些在靖康、建炎之间(1126—1130)发生的重大事件，使当时政治形势起了剧烈的变化。民族矛盾的上升暂时缓和了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战之争代替了从北宋中叶以来长期的新旧党争。当时黄河南北人民纷纷组织忠义民军反抗女真贵族的残暴统治，南宋军事形势在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领的艰苦奋战之下也渐有起色，这些现象一度给人们带来了“中兴”的希望。可是以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既被女真贵族的战争威胁吓破了胆，更害怕爱国军民力量的强大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们不仅没有接受北宋王朝的教训，发愤图强，反而变本加厉，一面杀害主张抗战最坚决的岳飞，一面向女真贵族割地称臣，并每年交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以换取他们苟安东南的局面。
这种残酷的现实首先在诗歌创作中得到反映。当时江西派的重要作家如陈与义、曾几已经在诗里表现了伤时念乱的心情，到陆游更继承从屈原到杜甫的爱国主义传统，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抗敌御侮的要求，并在更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派脱离现实的倾向。
此后宋金对峙渐趋稳定以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和，文学上爱国主义的呼声渐趋微弱，代之而起的四灵诗派、江湖诗人，就更多地表现了对现实的消极态度。直到南宋亡国前后，领导人民起兵抗元的文天祥，以及经历亡国惨痛的作家如谢启、汪元量等，才重新写出了一些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诗篇。
五．宋代的思想控制：儒家意识形态的重建。
宋代的君主很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赵匡胤和赵匡义都好读书，虽凭借武力以兵变得天下，却深知「以文德致治」之理，因而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是为了借助文官制度防止武人拥兵割据，控制是为了使意识形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强化君权的目的。
思想控制的途径是借助科举考试。宋代科举的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从历史上看，自中唐以来，就有相当多的文人认为国家的兴亡，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都系于儒学所要求的伦理纲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与道统的延续，关键在一个「内转」，也就是偏重从儒家外在的礼教行为规范人，转向培育人内心的道德自觉。----这种认识在宋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里得到发展和实践。
向内用力的意识形态建构最终发展出所谓”理学”。在宋代那些著名的“理学家”，例如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大体都是走的这一路向。他们重新建立的理学形态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外在方面说，是将宇宙的起源、结构及其天然合理性与道德秩序、伦理纲常、社会结构对应起来形成一个解释体系（像《太极图》的解说、《易》的阐释、《历》的编纂都属于这一类）；从内在方面说，是将「天理」与人心互相对应，凸显人心对秩序、规范的自觉，从而为儒家道德伦常找到宇宙论与心性论的依据，把外在伦理规范对人的行为、思想的整顿约束变为内在心性自觉的谐调和修养，这样就完成了儒学的「内转」。在「内转」思想氛围中，文人自觉地收敛起唐人那种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至多也就是像苏东坡那样，借几分旷达，来逃脱来自社会也来自自身的压抑。 所谓“自身的压抑”，是指宋代文人努力自觉地实现这一“内转”，“作茧自缚”。而自觉束缚自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社会，文人出路狭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宋代文人大多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的角色。在这一点上，宋人自由的空间远比唐人小得多。
○宋代理学家朱熹 |
○宋代理学家程颢 |
○宋代理学家程颐 |
六、积弱与繁荣并存的社会局面。
北宋王朝在防范武人跋扈的措施方面的确收到了成效，然而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对辽的高梁河之役开始，直到北宋王朝的覆灭，在对辽、西夏和女真的历次战役中，几乎没有一次不是以丧师失地结束的。这就使北宋比之我国历史上的其它统一王朝表现得特别软弱。
但历史像是个多面体。宋王朝虽然长期处在外部力量的压迫下，它的内部统治却始终是稳定的。尽管朝臣间的所谓「党争」时起时伏，民间的造反也从未平息，但确实没有出现过真正能够威胁中央集权统治的力量。而这一种特点，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譬如说，在宋代的农业及手工业生产中，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在文化传播方面，印刷业开始真正发生重大的作用，促进了知识阶层的扩大；城市与商业的发达，仅仅通过纸币的使用（这在世界史上也是最早的）、通过《清明上河图》的描绘，也能够感觉得到；而《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多种笔记中关于士大夫及民间生活的记载，使我们了解到这一时代人们对于生活享受的前所未有的考究；宋代学术，不管怎样去评价它，它的思想方法的精深细致，也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研究者对于宋代文化的一般成就普遍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有根据的。
又如，宋代从开国到嘉右(1056—1063)，将近百年，待试京师的士子每年有六七千人(见《宋史·选举志一》)，比唐代超过了好几倍。苏轼在应举时的《谢范舍人为》说，蜀中在宋初数十年间，人民救死扶伤不暇，学校衰息，到天圣(1023—1032)以后，“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虽未免过夸，却多少说明了随着封建经济发展而来的封建文化的高涨。
北宋文学主要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力量互相抵消，国家积弱不振，农民负担奇重，而封建文化却随着封建经济的繁荣而得到进一步高涨的时代背景里缓慢地发展的。
○《清明上河图》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