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代作家与文学面貌的新变化

　　关于宋代作家与文学面貌的新变化，可以从多个方面加以指出，比如已经有学者指出的：宋代文人生活条件优越，产生了许多书斋型、学者型的作家；也因为生活条件优越，宋代作家文化修养全面，特别表现出对多种文学样式的擅长；宋代文人的社会身份绝大多数为当时的高官，其身份特征可以概括为：学者加高官加文人。这两点都与唐代多数文人沉沦下僚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确实是宋代作家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但就总体而言，关系到全局的新变化，我们认为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宋代特定政治文化陶冶出来的文人思想性格。

　　宋代文人的一般特点，大体可以说：他们比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政治责任与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 因而，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来，思想也许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许更含蓄复杂，但明显缺乏唐代文人那种豪气干云、才华横溢，那种天真直率、舒卷自如，那种浮华怪诞、异想天开等种种性格特点。
这一普遍的思想性格的形成自然与上述宋代特定的政治文化，官场仕途环境、意识形态氛围以及内忧外患始终伴随的局面息息相关。

　　从对于文学发展的作用来说，这种思想性格的不利方面似乎要大于有利方面。活跃的情感、直接来之于生活的亲切感受、富有个性的自由创造，乃是文学作品生命力的根源。文学正是凭借着这一种生命力，与社会已形成的规制相抗衡，引发人们对美好人生的向往。而宋代文学相当普遍地显示出收敛的趋向，个性不那么突出，情感不那么直率热烈，气势也很少见恣肆纵放。

　　但如果从积极的方面评价，宋代文人的思想性格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比唐人更加重视高尚人格精神的自我培育，为人表现出坚毅顽强，独立不移的品性。这一点在他们遭遇政治打击之后的心态反映当中，看得最为清楚，例如以下言论和诗句：

　　“屈于身，而不屈于道，虽百谪而何亏。”语见王禹偁《三黜赋》；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语见范仲淹《岳阳楼记》；

　　“行见江水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语见欧阳修《黄溪夜泊》诗；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语见苏轼《定风波》词。

　　“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语见苏辙《黄州快哉亭记》；

　　“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语见陆游《醉中作》诗；

　　“我最怜君中霄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语见辛弃疾词《贺新郎·老大那堪说》。

　　北宋人不以个人得失挂怀，所以能在其遭受挫折时既不表现唐人那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深切悲痛，也没有李白式的“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那种愤激之情。而是以淡泊宁静之心笑对人生的惨淡和险阻。而南宋文人生当山河破碎之时，其深沉的气质源于内心培育起来的一种厚重浓烈的民族感情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因此他们能够冷眼面对挫折，无怨无悔地执着于民族中兴的事业。总体来说，与唐人比较，宋人的确显得更加老成，更加具有理性色彩。

二、宋代文学面貌的新特征

　　说起宋代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与唐诗相提并论的宋词。不过，宋代文人真正最重视的、也最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性格的文学体裁，实际还是诗歌和散文。这一点从宋代论诗、论文的诗文评著作特别兴盛也能得到证明。
　　1、宋代诗文表现出不同于唐代的新特征：议论化。

　　宋文长于议论，诗歌表现散文化的特点，主要原因是和当时的科举考试内容密切相关。宋初科举承唐五代余风，偏重诗赋，到仁宗以后，就更重策论。宋郊在庆历四年(1044)上奏：“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政治矣。”就说明这样的考试内容可以选拔有政治头脑的人才。苏轼《拟进士廷试策表》说：“昔祖宗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右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乎熄。”科举考试的偏重策论作为“指挥棒”，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风，进而影响到诗歌写作。

　　其次，由于宋代文人的政治地位高，容易脱离人民群众，长期的书房生活，使他们习惯于以学问相高，以议论相尚，而不大注意于从人民生活吸取源泉，构成鲜明的诗歌意境来激动读者。这种作风在欧、王、苏三家中已有所表现。到了黄庭坚、陈师道，变本加厉，形成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严羽《沧浪诗话》)的江西诗派，风靡一时，使诗歌脱离现实的倾向愈来愈严重。

　　第三个原因是：和宋人的道统观念和理学思想密切相关。北宋初期的理学家看到晚唐五代的长期纷乱，要求重新建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以巩固国家的统治和稳定封建社会的秩序，还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们在文学上主张明道致用，反对浮华纤巧，也有助于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后来的理学家把封建秩序看作永恒的“理”，把人们在生活上的一切要求看作“欲”，片面强调“尊天理，窒人欲”，因此他们就鄙视许多为人们所喜见乐闻的文艺作品，把诗文作家看作俳优，认为对文艺的爱好是“玩物丧志”，而片面要求作家为封建教条作宣传。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使两宋不少诗文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头巾气”与“学究气”，削弱了一般文艺作品所应有的明朗性和生动性。这样一来，宋代诗文在总体上就比之唐人宋人就带有更多的封建说教意味。

宋代科举考试图

　　2、宋词和宋话本表现出比之唐代更为强烈的市民文化色彩。

　　一直到宋代为止，正统的文人文学仍旧占着绝对的优势，但是，某些深刻的变化，在宋代已经发生了，值得我们注意。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宋代是一个古代文化烂熟时期又是一个向近世文化转型的时期，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城市与商业的发达就是这一变化中的突出现象，它开始直接地影响了文学观念、文学内容、文学形式的嬗变与演进。
　　北宋的城市经济较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唐代的长安、洛阳，住宅区的坊巷和市区分开，黄昏后坊门锁闭，禁止夜行，市区交易也只能在白天进行。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早就有繁盛的夜市，坊和市的界限也被突破了。当时洛阳、扬州和南宋的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情况也相类似。

　　城市与商业的发达使分工越加细密、生活越加方便，《清明上河图》所呈现的北宋汴京的百业兴盛、市场喧嚣，《梦粱录》、《武林旧事》所记载的南宋临安（今杭州）的作坊林立、买卖兴隆。城市中的歌楼酒馆开始成为新的市民文学传播的媒介场所。当时汴京与临安都有官库酒楼与市楼，其中多有歌妓唱曲侑酒，前者“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周密《武林旧事》），后者则贩夫走卒百业杂工，无所不有。歌妓往往以新词唱曲，使文人词不胫而走，在这种极为迅捷的传播中取得了与诗匹敌的地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的传闻或不免有所夸张，但歌妓集资葬柳永的故事，恰好说明他的词在城市消费集中处的传唱提高了他在市井的地位，也扩大了词的影响。而在柳词中表现出的市俗情趣，也正显示着文人文学的一种新趋向。

　　这里要特别要强调的是：宋代的文人相当普遍地与城市市民阶层接触和交流，词体文学的繁荣发展，实际上反映了城市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生活当中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了宋代文人缓解官场紧张，而对娱乐休闲生活的心理需求。在某种意义上说，词体文学的繁荣正是这两种需求才促成的。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和娱乐的需要，在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杭州等大都市里出现了一些群众游艺场性质的“瓦肆”或“瓦子”，经常演出说话、说唱、杂剧、院本等艺术，使两宋时期的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和戏曲，继承唐代通俗文学的发展，取得更其重要的成就。由于这些作品的对象是占市民阶层中最大多数的手工业工人和小商人，这些作品的作者也大都生活在市民阶层之中，熟悉许多小市民的生活和思想面貌，这就在他们的作品中较多地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和他们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决定于作品内容的要求，作品的故事情节愈见曲折，对人物声音笑貌的描绘更其细致，语言也愈来愈接近口语。这是从《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话本小说，以及《宣和遗事》里有关晁盖、吴加亮等英雄人物的描绘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的。

　　3、宋代文学表现出此前从没有过的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结果，宋人面对的周边民族的侵扰即它的外患压力达到了此前未曾有过的境地。在辽、西夏、金、蒙古轮番向宋王朝发起进攻、多次对宋王朝的存在带来绝大危险的时刻，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大量的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悲凉情绪的作品，这些作品洋溢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的正义精神，这也是宋文学的一个新特点。

○岳飞塑像

　　从两宋社会演变的历史过程考察，这一特点无疑也带有全局性的。深刻影响到宋代文学的整体面貌。具体说，宋代由于持续性遭到周边民族的侵扰，文人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就像我们从历史的学习当中，获知的：比之唐代，宋代的国家版图，政权控制的地域面积大为缩小，到了南宋，淮河竟然成了当时文人走不过去的“天涯”。这一变化，必然影响到宋代文人的精神世界、精神活动，表现在：他们自身已经少有唐人那种广阔的漫游经历，以及来自于这种经历的各种生活体验。并且这种“弱势”的国家局面，也必然会导致其内心世界缺乏汉唐文人的那种自信，与此相关，文学作品的总体风格也自然缺少汉唐，尤其是唐人那种自由不羁的风度，总之，宋人作品表现的境界“先天”地受到一种局限。

○岳飞墓

　　总的来看，宋代文学创作还是相当繁盛的，在许多方面也确有新的发展；而且，由于宋代文人所处的相对宽松和富裕的生活环境，给了他们创作的闲暇，使他们的作品常有前人所无的精致和细腻。对这些成就应给予充分的评价。但我们在前面所说到的那些现象，却对宋代文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限制。所以，倘若把唐、宋、元三代文学联系为一个流程来看，不能不说宋代的文人文学是处于衰退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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