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社会心理学走向
【作者】:邢占军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0,2:207-215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透过时空坐标系追踪着社会心理学这门古老而年轻学科的发展轨迹,感慨良多。这门曾被视为典范地实践了孔德传统并一度给予人们最有力生活指导的学科,是否已建构起属于自身的得以普遍认同的理论体系?自七十年代末以来曾引起激烈争议的主要研究方法在将这门学科推向巅峰后,是否又要将它引向危机?对社会心理学在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状况,又该作何评说?本文试循着与此相关的问题,对世纪之交的社会心理学走向做出自己的思索生,并就教于社会心理学界的前辈与同仁。
一、世纪之交的社会心理学体系建构
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科思认为,范式是使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或成熟标志。具体而言,范式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又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具有共同的范式,才可以称为科学,否则就不能称为科学或称前科学。按照科恩的标准来衡量当代社会科学诸门类,称得上科学(或称常规科学)的可谓凤毛麟角,由此看来科恩标准难免有些苛刻。尽管如此,科恩的范式论却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那就是,当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逻辑地存在着一个自身理论构建问题。换句话讲,一门现代科学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是,拥有广为认同的属于该门学科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等。
发展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心理学是否已经拥有了一系列广为认同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了呢?稍有社会心理学常识的人似乎都可以为我们举出若干:社会化、自我意识、角色、印象、认知、动机、需要、攻击、逆反、偏见、态度、交往、从众、利他、冷漠、流行、暗示、摹仿等术语已近乎口头禅;动机理论、需要理论、认知理论、态度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也广为人知;实验、相关、调查、访问、现场等方法也得到较多运用,并成为构建社会心理学方法论的基础。但若要将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而举出其体系,这些为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却仿佛又一下子离我们远去了。来自于不同理论流派的概念或术语,往往都隐含着特定的原理并代表着研究者特定的方法偏好,但在将它们放到一起时,却又是那样地不兼容。以至于我们在社会心理学课堂上讲解某个具体问题时,有时不得不像开中药铺一样罗列出不同流派的零散在观点。
有一种看法认为,造成社会心理学的这种境况的原因在于,社会心理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的取向,而且在不同的取向上还形成了许多流派。的确,社会心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取向,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在不同的取向上进一步分化(或称独立化)出许多理论流派。在这些理论流派中对这门学科曾产生过较大影响且流传较广的有:行为主义流派、精神分析流派、符号互动学派、团体动力学派、认知主义学派等,以及这些流派的不同形式的变种。这些流派都曾一度或多或少地影响过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方向,但是却始终没有哪一个流派在这一学科领域中居于主宰地位。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于物理学、数学等自然学科领域中所呈现出的科恩式"科学革命"趋势。与大多数自然科学中在某一阶段内某一学派的"一枝独秀"局面相异,社会心理学中的这种不同流派的"百花齐放"态势的确为其理论体系建构制造了一定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讲却不是主要原因。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点有可能恰恰是这门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
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这种局面归因于西方主流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忽视理论建构的实证主义倾向。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表现是,在西方的大部分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其体系编排(在此仅借用"体系"这个术语来指代教材中的章节安排)主要是以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来组织的,在不同的专题中往往陈述的重点是采用实证方法所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八十年代初重建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时,一开始就力图能够对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从总体上加以把握,但由于重点仍在于引介绍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忙于消化吸收,因此体系建构方面的探索是很不够的。只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才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
一门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环节,是对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界定。尽管西方研究者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还是莫衷一是,但目前国内研究者的看法则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不在于各家说法在字面表述上的不同(有的甚至差异较大)。而在于大家基本上都认同社会心理学应该研究个体和群体在特定背景下的心理与行为规律。毕竟我国社会心理学更多的引进,在研究者身上尚不具备如西方研究者中所存在的深刻的不同取向研究传统的印记。因此,在我们这里似不应该过多地对自家研究者做些社会学研究取向、心理学研究取向之类的区别。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这种后起性又为我们更为客观地对这门学科加以体系化创造了条件。但事实上,我们没有能够在这方面取得多大进展。不难看出,上述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不过是一个折衷的观点。它一方面试图将行为主义的影响与正统的纯心理学传统揉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则力图将社会学传统中的群体取向与心理学传统中的价值取向加以调和。这种努力,如同西方研究者在对这门学科理论体系探索(假如有这种探索的话)中的毫无建树一样,几乎不可能对这门学科的发展有任何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因此,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为我们提供的体系建构图景仍不外乎:个体社会心理与行为、互动中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群体社会心理与行为,有时还包括所谓的集群心理与行为。换言之,这种思路大多仍建立在对以往实证研究结果的简单归纳基础之上,而对体系的建构则似乎需要做出更多的理性思考。
在此,笔者不想也无力提出一个能够广为接受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但当世纪之交,这一关乎社会心理学在新的世纪立足根基和发展兴衰的问题日益突现之时,却不能不做出自己的思考。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观点出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基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主体的瓜规律和特征。所谓主体是指能动的人。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人应当包括具体人(或称个体人)、社会人和文化人。由于这几个概念在现实运用中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和含义,在此有必要对它们重新加以界定。这里所讲的具体人是指有着鲜明的生物学特征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他们是构成人类(或将其比作"大写的人")的细胞,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主体反应,成为被我们描述为人格或个性的东西。这里的社会人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相去更远。他不是指人性的社会方面,而是指对具体人的社会抽象。在社会的背景下,即便是个体人也表现出与具体人相异的特征,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可能是对具体人的否定。群体理论研究中的"去个性化"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人。假如说基础心理学研究重点在于揭示生理人的反应特征与规律,那么以往的社会心理学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社会人展开的。文化人的抽象程度更高,他几乎完全可以舍弃其现实的生理载体,而成为一个纯粹心理上的概念。他是特定社会和历史在价值观念和人格特质上的淀积。他是历史在现实中的反应,同时他又将现实不断纳入历史。基于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上述理解,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似应循着个体人格、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三个层面逐次展开。
个体人格层面着眼于具体人。主要研究个体人格的形成与构成规律。在以往的研究中,基础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等学科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其中心理治疗学对该层面有更深的探索。在八十年代以前,西方社会心理学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是由精神分析和新精神分析学派进行的。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许多流派,包括认知学派对该领域兴趣大增,奠定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自我理论甚至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进展带来了不小的动力。按照通常的理解,人格是表现在一个身上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和个性倾向性。它是理解人的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前提,然而在以往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它却是可有可无的。
社会心理层面的研究着眼于社会人,研究社会人对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心理体验和心理反应。社会人既可以是人类个体,也可以是若干人类个体构成的不同水平人类群体。如前所述,一旦具体人置身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去反应,那么他们的基本心理过程(如普通心理学中用的产物。有些教科书紧紧抓住这一点,将社会心理学的体系视为普通心理学体系在社会条件下的引伸,是有失偏颇的。其实,仅就社会心理学这一研究层面来讲,它还应当涵盖传统社会心理学中所研究的人际互动规律、团体动力规律、大众心理现象等等。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人际还乡团动规律、团体动力规律、大众心理现象等等。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者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尤为关注的社会心理承受力、社会心态等问题亦当属于这一研究层面。
文化心态层面的研究着眼于文化人,即研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主体的心态特征和规律。这一层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对所谓"民族心"的研究。弗洛伊德的晚期著作更是试图对文化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进行精神分析的探讨。这一研究层面虽抽象度高,离现实的具体人最远,但却不乏有人对其作实证性的研究。我国研究者对中国人国民性的一些有影响的实证性研究就是较近的例证。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人类学家们的努力,不仅为社会心理学对这一层面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素材,而且也引入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文化心态层面的研究对于理解当代世界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融合和文化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世纪之交的社会心理学方法创新
历经几千年的曲折发展,是以实验方法为主的实证研究使得社会心理学不再仅仅依赖于狭隘的经验和抽象的思辨,它使科学社会心理学得以诞生,并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得以空前的发展。然而自七十年代末以来,以实验方法为主的社会心理学实证研究引起了研究者们激烈的争论,批评者们坚信正是实验将社会心理学引向了危机的边缘。而另一方面,实验方法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却并未动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反而有加强之势。与此同时,大规模社会调查这一实证方法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更是得到了空前的运用。
实验方法在社会心理学中所具有的这种生命力不是偶然的。实验科学的鼻祖培根就坚信,科学是实验的科学,因为科学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而实验则是理性方法的一种主要条件。实验是通过系统地控制和操作部分变量(自变量、控制变量)而观察其它变量(因变量)作出的反应,并通过数据处理揭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而在实验法诞生之前所流行的思辨方法,则往往是一种在纯理性的超越了感性经验水平之上的运动,是一种从概念推导出现实的方法。与思辨方法相对立的经验方法,往往停留在经验和半经验的层次,虽也进行一定的观察、搜集和整理工作,但却是不精确的,也没有一套可能的方法和有效的途径来加以验证。因此,对于实验方法对近现代科学发展的意义和作用无论怎样估计也不过分。
然而,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实验方法却受到了严格的审视。实验方法的批评者们对社会心理实验的批判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首先是实验的现实性问题,即在实验室这一高度控制的背景下所得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其次,如何处理社会心理学实验中的对象反应性问题,这一问题在自然科学实验中是不存在的或可以忽略的。第三,实验者的价值中立问题,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更多地受到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影响,有些人担心,社会心理学实验者在前提假定和结果解释等环节中会比自然科学家更多地受到个人价值取向的左右,难以保证实验结果的客观性。第四,社会心理学实验被试的资格问题,由于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绝大部分结论都是在青年白人学生身上取得的,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结论是否普遍适用。第五,西方社会心理学对实验的过分迷恋,和由此而导致的实验主义倾向和以方法为中心,有将社会心理学研究引向工具主义的偏向。第六,社会心理学实验中的伦理学问题,这一问题事实上也是诸如新闻报道、影视制作等领域中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有时它已不限于伦理道德,而涉及到个身合法权利问题。从以上这些指责中不难看出,那些对实验方法本身的批评是软弱无力的,其中绝大部分责任似乎不应由实验方法来负,而应当由实验者来看。实验方法在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时,只是增加了实验设计的难度,而并不足以否认实验的基本逻辑。值得一提的是,在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中,必须要解决好实验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按照实践的验证,都是没有价值的。而西方的一些实验研究,尤其是实验室实验,恰恰没有很好地注意这一点,因此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所取得的实验结果持谨慎的态度。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所存在的实验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则更是超越了实验方法本身。这种倾向固然与研究者的方法论取向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这种选择的现实根源。在所研究的问题不便或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之前,对方法过分加以关注似也无可厚非,但这却实在不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长期以来习惯于从总体上把握事物,长于抽象思辨,缺乏实证经验,这一特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尤其要提倡实验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应当注意避免实验法在西方研究中出现的种种误区,但这一科学研究方法发扬光大。
事实证明,在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实验室实验并非唯一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现场实验、现场调查、问卷调查、心理测验、观察访谈、临床调查、田野考察等方式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这些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实证的研究方法。以临床调查法为例,以往我们很少涉及这种研究方法。提到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假说本身,虽很难为常人所接受,但以支持其假说的材料却出自临床调查这一实证的途径。因此在西方,弗洛伊德的学说亦被视为实证的科学。在此还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有时候在讨论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功与过时,往往将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对立起来,认为只要强调实证研究,就必然忽视理论研究,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弗洛伊德和其他一些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们的工作是对这种观点的最好反驳。其实,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都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它们在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事实上二者可以互为补充。实证的研究方法主要用于搜集材料,而理论的研究方法,则主要对所搜集的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并由此而提出理论假设,构建理论体系。因此,我们不能因循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实证化倾向,忽视理论建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走向反面,去一味地强调理论方法的作用,否定实证方法。
要使社会心理学在新的世纪里有较大的发展,方法上的创新与突破是至关重要的。就社会心理学方法的创新而言,一方面应当重视理论研究,加快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理论综合与体系建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基本的,则是加强对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当前西方社会心理学实证研究的最大推动力来自计算机技术的进展。计算机运行速度的加快,大大便利了研究者对统计数据的处理,并使得一些以往被视为不可行的方法在现实中逐步运用和推广开来。自三十年代开始出现的因素分析方法,就是统计学与计算机技术联姻的产物。今天,它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对社会现象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有力工具。这种方法的出现,不仅大大强化了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等方法的功能,而且其自身也在整合与发展中不断接近于成为一门科学。计算机编程技术的进展,更是与计算机运算速度一起,大大简化了以往繁杂的统计程式,将研究者从繁重的运算劳动中解放出来。西方研究者根据社会科学对统计技术的要求编制的SPSS、SAS等统计软件包,在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中得以广泛的应用。在这些统计软件的支持下,多水平和多因子的实验设计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些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在掌握了计算机编程技术后,将这一技术直接运用于实验设计,开创了一种称之为电子计算机模拟实验的新的实验方法。这一方法在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人际交往、群体运力等一些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当然,当我们越来越多地将电子计算机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工具的同时,也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方面要不断提高专业素质,掌握好社会心理学领域内的一些基本规律,这是进行任何社会心理学实证研究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要深入实践、深入人类社会实际。决不能单凭数据机械地去套用某些常模和标准,做出武断片而后解释,重蹈前述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以方法为中心的复辙。
三、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心理学建设
中国社会心理学自八十年代初重建至今已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历程。在这段时期内,我们的研究有哪些进展呢?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是考察一下这段时期内社会心理学的有关文献。鉴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索引》函盖面较广,且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笔者对该目录索引下(1979--1997)分类名为社会心理学的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共得到603个记录,其中8个记录是有关会讯、会议纪要、学会信息的,其余595篇则为论文和研究报告。根据对这些论文和研究报告内容的进一步分析,其中85.5%集中在以下11个方面。
--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又可粗略地分为4个方面,研究者基本上采用理论研究的方法。第一方面主要是探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现实意义,以及社会心理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等。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建设,出现了社会心理学"中国化"和"本土化"两种提法,也有一些文章对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第二个方面的研究抽象程度较高,有些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分析社会心理等现象。论述了社会心理的含义、结构、特征、作用、形成机制,以及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稳定、社会规律、民族凝聚力等的相互关系。第三个方面主要是对社会心理学领域中一些带有总体性的问题的回顾、展望、综述和评价。第四个方面的几篇文章研究了我国古代思想家的一些社会心理学思想。
--变革中的社会心理研究。这类研究是同我国改革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是对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心理问题所做的一些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了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对时代和社会的强烈关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我国城市居民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方面改革的态度的研究。从文献上考察这类研究,最早出现在八十年代中期。1985年2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单位联系进行了"物价改革的社会心理反应"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此后,这类调查研究不断涌现,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对改革中的一些重大举撒谎,例如物价改革、住房改革、工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企业改制、体制转轨等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查研究,力图把握城市居民对这些措施的心理反应,帮助决策层掌握"民意"的动向,为改革的顺利进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提出建议。与这些实证研究相呼应,也出现了不少对改革中的社会心态的深层次的理论分析。这类研究涉及到对社会心态的一般规定、本质、结构功能等方面的理论思考。在对改革的社会心理研究方面,还出现了一个比较热点的问题,即社会心理承受力问题,对该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初具规模,且方兴未艾,这一理论热点给整个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带来了一股活力。对改革中社会心态进行实证研究,大都以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也出现了少量对农民心态的调查研究。
--社会现象的社会心理学分析。这类研究主要包括运用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对一些特殊社会现象所进行的厂家。这些现象大多都是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像"追星热"、"崇红"现象、冷漠现象、外遇现象、农民"怕政策变"现象、评选国花现象、"浙江村"现象、"抢购风"、"毛泽东热"、"远来和尚好念经"、三峡移民、长江漂流等社会现象与社会事件。也有一些是对历史上存在过的特殊现象所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例如,关公崇拜、帝王心理、"文革"现象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研究在近二十年来的报刊文献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仅次于有关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方法和学科建构方面的研究。另外,在这一部分还包括少量对流行、时尚、流言等大众心理现象的研究。
--国外社会心理学理论评介。这类研究集中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以介绍美国和前苏联的社会心理学历史、现状主、发展趋势为主。九十年代以来,一些评介性的论文主要关注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若干热领域,如偏见研究、挫折心理研究、"控制点"理论、自我研究等等。
--人际关系、互动、社交心理研究。这类研究主要考察了影响人际交往的因素,人际互动的规律,以及克服人际交往中的心理障碍,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策略等问题。多以青年人为研究对象。
--经营、消费、服务、广告等方面的社会心理研究。这类研究主要与人们的经济活动有关,但研究的领域较广,涉及到商业、客运业、旅游业、银行业、广告业、演艺业以及信息服务业等。研究对象既包括营销和服务人员,也包括广大消费者,另外还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客观环境方面的研究。
--教育、宣传社会心理学研究。在教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面,有几篇论文是关于这门分支学科的意义及总体介绍的,有些研究则试图考察课堂中的交往和互动规律及其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这方面的一个研究热点是有关非智力因素(有时也称之为非认知因素)的研究,这类研究集中在八十年代末以来,力图打破传统的智力观。对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社会心理厂家,则集中于探讨宣传活动的社会心理功能,影响说服宣传的因素,以及其它宣传心理学的基本规律。对宣传教育中的"逆反心理"研究是这类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婚姻家庭心理学研究。这部分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恋爱、结婚、离婚中的一些心理障碍和心理因素的探讨。另一类则主要研究家庭生活中的心理学问题,如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家庭结构意愿等等。
--群体心理学研究。这类研究涉及到群体心理的规律、群体心理的变革,以及对群体心理效应的调控等问题。
--国民性研究。这里的国民性研究是指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人格和现实人格典型特质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深层次理论研究为哲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则主要利用实证的方法对国民性及其形成因素加以探讨,有些研究还涉及到国民性的变革。
--管理、领导心理研究。社会心理学理论在管理和领导活动中的运用是比较广泛的,有些报刊对这类文章也注意编发,但内容以介绍和应用为主,这也可能是该类文献索引收篇目较少的一个原因。收目的这几篇文章主要涉及到管理和领导活动中的决策心理、用人心理,以及领导者的影响力等等。
以上仅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文献索引》这一视角对近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状况加以梳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要比上述概括广泛、复杂、深刻得多。不过从这个大致的概括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问题。譬如,"头重脚轻"和"头轻脚重"的问题。"头重脚轻"是指我们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以理论探讨为主,实证分析所占的比重过低,这样我们进行理论思考的材料中很大一部分要依靠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平添了许多中间环节,这是制约我国社会心理学理论突破的一大"瓶颈"。"头轻脚重"是指我们在对国外一些理论包括重要实验结论的引进中,生搬硬套多,普及运用多,而必要的思考和反省少,有时不太注意这些理论和结论的适用背景和条件,这种偏向对于社会心理学的应用研究,以及应用社会心理学诸分支学科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再譬如,在实证研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研究改革中居民对具体措施的态度、对生活的满意感等方面。这类研究以大规模抽样调查为基础,以数理统计为技术手段,但其研究结果则具有动态性和实用性,在国外也一般由民意和新闻机构操作,主要为政策服务,仅是社会心理学中有关社会态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因此,如何更好地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加强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研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在中国社会心理学建设中,本土化的观点是较有影响的。这一观点最早是由港台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提出的,在大陆学者中也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在前述文献索引中,有12篇论文是以此为标题的,可见其影响之大。本土化的基本含义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视点和方法,研究中国人自己的社会行为,得出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和结论,构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心理学体系。然而,当我们试着从头开始来构建中国社会心理学时,我们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小的困难。首先,如果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方法和思维习惯来把握社会心理现象,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是与当代社会心理学这门科学难以衔接的,于是我们不能不继承西方的研究方法,并在批判与反省中,使之创新与突破。其次,我们自己的理论与结论,能否代表人类主体反应的一般规律,这个问题如同西方研究者从西方人身上所得出的结论一样,是颇成问题的。假如我们借口文化背景差异而否定人类社会性主体反应存在一般规律,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社会心理学"这门科,而代之以"美国人社会心理学"、"中国人社会心理学"、"欧洲人社会心理学"、"××人社会心理学"等等即可。在社会心理学的中国建设中,我们不必自卑,但的确需要自我超我,唯有此才能跟得上当今科学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步伐。在对待我们自己在中国人身上所得出的若干社会心理学研究结信纸时,我们不必过分地强调文化情结,因为这些材料不过是社会心理学体系中的一些佐证,而不是体系本身,唯有采取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广阔的胸怀来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与交流,我们才有可能在新世纪的社会心理学发展中居于有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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