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章学诚（1738—1801年）。

清代史学家。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著作。其中《文史通义》是章学诚研究文史理论的代表作。其史学思想主要有：1、强调“经世致用”，反对考据学派脱离实际的繁琐考据和空谈之理，提倡“六经皆史”。2、倡言“史意”。“史意”即历史撰述中的思想，提倡史学应别识通裁，成一家之言。3、提倡史德。4、主张改革史学体裁。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虽然没有突破传统封建范畴，但他对“六经皆史”命题的系统阐发等新的史学见解，以及他在方志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重要贡献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值得肯定。

5.梁启超（1873—1929年）。

中国近代思想家、学者、历史学家。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梁启超学术涉猎极为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伦理学等领域均有建树，而尤以史学最为著名。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文《新史学》，指出，旧有史籍非但不能促进而且有碍国民意识的发达，考其弊端有四：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从理论上批判传统史学，倡言“史界革命。梁启超的史学理论思想对中国近代化起着先导的奠基作用。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少年中国说》、《饮冰室合集》等等。

6.王国维（1877—1927年）。

中国近代历史学家，生平著述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观堂集林》等。1917年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证明了《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由此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被后人称为“甲骨四堂”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史学上的重要贡献是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将“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二者结合起来，互相印证，以达到考证古史的目的。王国维史学造诣极高，提出学问“无新旧”、“无中西”和“无有用无用”之说。主要著作有：《古史新证》、《观堂集林》、《人间词话》、《叔本华与尼采》等。

7.顾颉刚（1893—1980年）。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 1923年2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指出东周至秦汉的古籍都是古人一层一层地编造出来的，由此推翻“三皇五帝”说，从而引发了一场古史论战。1926年，出版《古史辨》第一册，宣布形“古史辨派”，后相继出版6册，收入350篇文章，成为现代中国史学中实证主义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一派。提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即传统时代的中国古史，乃为后人一代一代累造而成，多非事实。主要论著有《古史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汉代学术史略》、《当代中国史学》等。

8.钱穆（1895—1990年）。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其在史学理论方面多有建树：1、关于史学知识论：钱穆认为史学乃人事之学，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考察历史的眼光不能仅限于过去之人事而应从过去、现在延伸至将来。2、关于历史认识论：钱穆主张将客观历史、历史材料、历史知识三个概念严格加以区分。重视史家主体对历史材料的解释所获取的历史知识，主张对史料背后意义的追寻应诉诸于史家的主观理解。3、关于史学方法论：提倡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去研究历史，着眼于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去观察和分析问题。4、关于历史编纂：推崇以人为经，以事为纬的纪传体。主要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导论》、《朱子新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国史新论》等。

9.陈寅恪（1890—1969年）。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江西修水人。他史料考证的过程中推重比较研究法，以诗文、小说证史，利用外域文字证史等，这也大大开拓了史料的范围，别辟了新的治史途径，具有开创意义，因此其对史料的发掘和扩充成为对新史学的首要贡献。受兰克学派“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陈寅恪的历史考证总是力图全面占有材料，信奉“无史料即无史学”的观念。他精密的考证方法即继承了乾嘉学派“求真”的精华同时又高出于乾嘉学派，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主要著作：《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柳如是别传》、《陈寅恪文集》等等。

10.李大钊（1889—1927年）。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积极领导“五四”运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即为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并且此书也集中体现了李大钊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主要代表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学要论》、《研究历史的任务》、《史学与哲学》等。李大钊关于史学理论的论述及有关的历史研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