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个教条主义者（《中共党史高层人物评传》）

王明的小册子

王明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的教条主义者。1925年秋天，湖北党组织送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却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学生出身的王明，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与工人、农民接触很少，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若明若暗，同时，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相当盛行，又给了他恶劣的影响。

王明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是个空白，认为党的领导人都不懂马克思主义，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并非始自王明，但把教条主义推到极端地步的却是他。他比李立三更“左”、其教条主义形态更完备、更有理论色彩，尤其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因而对全党的影响更大、更深，统治全党的时间更长，危害也更大。

2、攫取党的最高领导权

在莫斯科，王明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和重用，1927年1月初，米夫以联共（布）中央宣传家代表团的名义来中国访问，就把还没有毕业的王明选作翻译，带在身边。作为米夫翻译的王明列席了中共五大，会后，他曾经在党中央宣传部担任过两个月的秘书工作。

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后，凭着自己的权力，安排王明参加1928年夏召开的党的六大，为重要译员。此后，王明青云直上，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的负责人。

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粗暴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全力支持王明，使得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不仅成了中央委员，而且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成了政治局委员，并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从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统治中共中央，中国革命事业因此遭受了严重损失。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８日王明秘密乘船启航，１１月７日到达莫斯科。１１月１０日，王明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继续以“左”倾教条主义遥控指挥中国革命。（新华网）

3、“七大”被人用担架抬进会场（新浪网）

1945年4月23日党召开了“七大”。在处理王明错误的问题上坚决斗争，决不容情，但在对待王明本人问题上宽大为怀，格外留情。“七大”召开时，王明仍在病中，他是被人用担架抬进会场的。参加完开幕式后，王明就离开了会场。这是王明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出席的时间大约为15分钟。

鉴于王明长期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为了照顾历史又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事先在大会上和私下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说服代表们本着团结的精神，以大局为重，投王明一票。结果，王明以321票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不过，“七大”后，王明没能再进入中央政治局。

4、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博正学术网作者：何立波）

王明建国后兼职不少，但他主要工作部门是法制委员会。从解放战争开始到1950年去苏联养病，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在解放战争时期，王明参加了新宪法草案的起草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王明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工作，对我国法制建设和扫除封建的旧婚姻制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曾参加起草婚姻法的法制委员会委员李光灿对王明这段工作作过如下评论：“六届六中全会后，实际上王明工作不多了。毛主席给他个任务，成立中央法制委员会，让他当主任。从那时起，一直到建国。他虽然是半路出家的，但搞的很通”；“在法制思想上，王明和董老很接近。董老是科班出身的，日本法科大学毕业，这方面比较专，王明也较专”；“周总理、董老的法制思想是正确的，王明的法制思想是对头的。”这个婚姻法经过30个年头才重新修订，也说明了这部婚姻法制订的成功。

5、王明与其家人（同上）

王明有三个孩子，一女两子。大女儿王芳妮，是1932年1月18日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出生的。王芳妮生在苏联，长在苏联，不会中文，从未回过祖国，1937年11月，王明、孟庆树夫妇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时，没有带大女儿王芳妮，而是交给当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养女。因为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捷克妻子所生的唯一儿子已经在战争中牺牲，膝下无子，这位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就把王明的女儿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抚养。据说，王芳妮后来成为一名苏联飞行员。1985年1月27日，王芳妮病逝，时年53岁。

王明的大儿子王丹芝和二儿子王丹丁，分别于1939年和1945年在延安出生。孟庆树对这两个孩子非常溺爱，一直把他们留在家里，没让他们去读小学。王丹芝长大后直接进入初中学习，但不久即跟父母去了苏联。他们都加入了苏联国籍。大儿子王丹芝，学的专业是计算机，毕业后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娶了一位苏联姑娘。二儿子王丹丁，大学毕业后，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研究。

6、“文革”期间发表文章大肆攻击党和毛泽东（新浪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的帽子，受到了深入揭批，成了反面典型，中央也和他逐渐断了联系。但中央对他再没有作出任何决议，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

王明墓

当国内在“文革”的浪潮中猛烈批判王明的时候，得到苏联支持的王明开始在国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党和毛泽东，逐渐走上了与党完全对立的道路。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王明已是病魔缠身。但王明即使躺在床上也没有停笔。1971年，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文章。《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是王明抱病编写的最后一部作品，约20万字。全书主要围绕“文革”展开，否定毛泽东思想。王明抱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贬低搞臭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

1974年3月23日，王明抱着没能“批倒”毛泽东思想的深深遗憾离开了人世。

7、《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的新评价（《北京日报》2003年2月13日李东朗）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的新评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王明的错误的定性有了新的提法。过去在涉及王明错误时，把他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称为“左”倾冒险主义，把他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分别表述为“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二是把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与临时中央的错误作了区分。虽然指出了王明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和影响，但在阐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明确指出了临时中央的责任，而没有沿用传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称谓，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王明直接联系起来。三是指出了王明的功绩。如他在共产国际期间，主持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定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宣言；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广泛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的“一二六指示信”；主持起草的著名的《八一宣言》；他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的《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等，并对它们的作用给予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