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统一战线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维汉统战理论与实践》

李维汉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之一，他从1946年即开始协助周恩来从事统战工作。1948年10月，中央将城工部改为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命李维汉为首任统战部部长。这是他担任中央统战部长17年的起点。李维汉担任中央统战部长期间，把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助制定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各项指导性文件，使统一战线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始终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

李维汉在民主党派问题、民族宗教问题、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等方面提出了十分精辟的见解，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体系，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一时期是李维汉一生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事业贡献最大的时期，曾经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2、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

1923年，李维汉被派往湖南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接替即将调至中央的毛泽东的工作。毛泽东在介绍工作经验时，给李维汉留下了两点很深的印象。一是进行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二是接近群众的方法。毛泽东注意统一战线的经验摸索，李维汉深受影响。

这以后他领导的湘区区委的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如选派湖南籍学员进入黄埔军校；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等。当时，长沙的革命气氛十分浓厚，群众大会一个接一个，李维汉领导湘区区委以共产党的名义印发传单，使统治湖南5年之久的赵恒惕反动军阀政府垮台。北伐开始后，湖南人民的反帝热情极为高涨。中央两次在报告中表扬了李维汉领导的湘区区委，对付各种问题的策略“稳当周到”。

3、“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

在1949年6月15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维汉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主要负责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名单。这是整个筹备过程的关键环节。按筹备会组织条例规定，所有提名都要逐个审查。为此，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尽可能广泛地接触各方面党外人士，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他同许多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分别会晤，向他们耐心地进行说明、解释和教育工作。有时为了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函电往返，多方协商，费时数周。历时3个多月的反复协商、积极酝酿，终于形成了一份包括23个单位在内的662名政协代表名单。

这个名单严格地区分了敌我，拒绝了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体现了政治标准的严肃性；这个名单具有极为广泛的代表性；这个名单体现了全国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具体表现。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民主党派成员约占30％，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代表约占26％。

这份政协代表名单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他风趣地指出：“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

4、“花点钱买下一个阶级”

1953年春，李维汉率中央统战部调查组，去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系统地调查了国家资本主义问题，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报送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经过公私合营这一高级形式，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改造与和平赎买，逐步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亲自给李维汉打电话，决定将他的报告提交给政治局讨论。政治局会议从不同角度肯定了这个报告。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和赎买的方针，作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全党确立下来。

5、民主党派要唱好“对台戏”

用民主监督的办法，唱“对台戏”的方法，来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是李维汉的一个创举。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是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的对立和斗争，反映在人民内部，统一战线内部，就是内部矛盾。矛盾的解决，要经过民主的方法，也叫唱“对台戏”的方法。”

李维汉强调指出：“对台戏就是贯彻毛主席所说的‘放’的方针。‘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等等”。执政党要欢迎对台戏，欢迎敢于同我们唱对台戏的人。必须不回避斗争，有听取批评、不怕批评的气量。必须采取从团结的愿望，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必须采取分析和说服的态度，虚怀若谷，是其是，非其非，与任何人平等，以理服人，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蛮不讲理，以势压人；并且要准备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同中有异，允许别人有异。必须这样，对台戏方能越唱越有劲，越唱效果越好。

6、“一要党，二要革命”

李维汉对党充满了感情，他一生的基本信念是一要党，二要革命，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受多大的委屈，也要坚决留在党内，为党继续工作。“文革”期间，李维汉受到残酷迫害，被批斗40余次，关押8年之久。1975年又被迫流放到湖北咸宁劳动改造，重获自由时，他已经是83岁的老人了。

1979年夏天，李维汉在北京医院住院。他对前去看他的孙起孟说：“有一个问题，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放不下来，这就是我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空前的浩劫？”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李维汉于1980年5月24日，向邓小平详细陈述了他的想法。他说：“我正式向您建议，请您补上肃清封建遗毒这一课。”根据他的建议，在《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肃清封建遗毒问题作了表述，这是李维汉晚年的一个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