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创办《新青年》名扬全国

《新青年》 （第一卷第一号）

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种文字，工宋诗，写隶书，旧学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和胡适等参考日文、英文的标点，为现代汉语确定了一整套标点符号。陈独秀一生影响最大的活动，是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这本每期编辑费和稿费总共不超过200块大洋的杂志，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图一）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声春雷，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灯塔”的作用。大文豪鲁迅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便在此刊上登出，毛泽东也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

2、“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篇，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莫过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三件大事。而陈独秀在上述历史事件中都发挥着任何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毛泽东称其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建党之初，他又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真正有资格可与陈独秀相比的，只有党内重量级人物李大钊。当时商定陈独秀在南方、李大钊在北方，分别负责建党的准备工作，赢得“南陈北李”的美誉，但陈独秀自谦说：“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从 “一大”直至“五大”，陈独秀都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先后有书记、委员长、总书记的职务之称。

在1945年“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1953年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时，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起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并指示要给予生活照顾。

3、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陈独秀《谈政治》

陈独秀至死都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热忱既真诚坚定，又热烈一贯。从18岁起，陈独秀就在头脑中萌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1903年，他发起成立安徽爱国会，次年创办《安徽俗话报》，以启发国人的爱国之心。

面对日寇的入侵，陈独秀猛烈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被捕后，他就在法庭上批评当局，出狱后，又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为了同仇敌忾，陈独秀不计较与蒋介石的“不共戴天”之仇，毅然放弃党派之争与个人恩怨，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日。他深明大义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4、有风骨的“书生”气质

晚年陈独秀

陈独秀身上存在着浓厚的“书生”气质，“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他在狱中赠给友人的对子既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气魄，也体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高尚风格。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在晚年，陈独秀虽然在政治上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在物质生活上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在他仍能做到“贫贱不能移”。1937年出狱后，面对高官厚禄的拉拢诱惑，陈独秀不为所动，甘居陋巷，过着“自己扫地自己烧饭”的清苦生活。定居四川江津后，生活来源主要靠自己撰写文章的稿费，以及北大同学会的捐助，由于年老多病，生活十分拮据；有时甚至可怜得没有东西吃！即使这样，陈独秀也坚拒嗟来之食，尤其对一些来路不明的赠款，他都退回去。比如中共叛徒任卓曾宣曾汇去200元，被陈独秀退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学骅赠他50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陈独秀以“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予以拒绝；蒋介石也曾给陈独秀汇去“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后来“这笔钱原封退回”。老朋友朱蕴山赋诗赞曰：“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气。”

5、教育后代的独特方式

　陈独秀与家乡的发妻共育三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延年、乔年上学时，陈独秀就主张让他们自立，到上海后兄弟俩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做工谋生，面黄肌瘦。高君曼见此情景心疼的落泪，想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此后延年、乔年都进入复旦大学读书，陈独秀每月只支付每人5元的生活费。兄弟二人在父亲的熏陶与严格管教下，很早便自立，又去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一起组织中共旅法组织。延年、乔年无论体魄还是思想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很快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领导人。回国后兄弟二人都成为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曾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一家有三个人同时进入中央委员会，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很少见的。

6、爱书胜过性命

《金粉泪》

陈独秀在1919年写过:“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他在狱中每月要花费100元，除药费26元外，就是买书。《独秀文存》印了3.2万部，版税很快花光。全靠友人接济，章士钊接济最多。一次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着眼睛埋怨：“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他是个爱书胜过性命的人，宁肯中止服药也要买书。蒋梦麟、胡适之都不断送书。他在狱中又新学会了德文；他以惊人的毅力，惊人的勤奋，写了好几本他一生喜爱的有深厚造诣的音韵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书；他学识渊博，国学根底深厚，且擅长旧体诗，曾以七言绝句写出大型叙事组诗《金粉泪》，针砭党国时政，诉说民间疾苦，喜笑怒骂官僚丑态，酣畅歌颂抗日英雄，堪称史诗佳品；他写了两章自传《实庵自传》，是用几个真实故事串联而成，情节细致奇特，笔调幽默诙谐，发表后轰动文坛，无愧为传记文学的瑰宝。（可惜因忙于抗日宣传未能写完） 

7、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

扩建前的陈独秀墓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新的负责人出于对陈独秀的尊重，生活津贴和配给秘书等都保持不变，为他的安全还在上海找了秘密寓所。然而陈独秀却对中国革命日益悲观，认为红军和土地革命均无前途，于1929年又联合国际上的托洛斯基派，在党内另建取消派组织。面对这种分裂党的行动，中央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实践的检验很快证明，陈独秀的政治主张完全错误，他的组织也很快散伙，本人也被国民党抓捕。

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毛泽东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此后他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病逝于江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