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
1、“仿行宪政”的“预备”措施
民主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和群众反抗斗争的持续高涨，使清朝统治者感到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于是，开始宣布“预备立宪”。
1905年10月，清廷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归国，密陈立宪法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三大好处，主张诏定国是，仿行宪政。同年9月，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准备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作为实行宪政的“预备”。同年11月，清廷宣布中央官制改革方案：一、军机处不变；二、设外务、吏、民政、度支、礼、学、陆军、法、农工商、邮传、理藩等11部；三、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四、将一部分旧机构进行归并。1908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九年后正式召开国会，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法选举法要领》、《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钦定宪法大纲》以保障“君上大权”为核心，所规定之皇帝权利实际和专制帝王没有多少不同。《议院法选举法要领》的有关规定使作为“民意”机关的议院实际成为皇帝的咨询机关。《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所列举的许多所谓应办事宜实际并不都是实行宪政所必需的“预备”。
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先后死去，不满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由其父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摄政后，即罢斥袁世凯，与此同时宣示“预备立宪、维新团结”的宗旨，诏令官员们认真筹办立宪事宜。1909年10月，作为各省议会“预备”的各省谘议局相继成立，1910年10月，作为“立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常年会。谘议局、资政院的开设，是载沣迎合立宪潮流的一面，他还有另一面，即力图集中权利于皇室。为集权皇室，载沣不仅自己亲自统率新编禁卫军，而且先后任用皇亲贵族掌管清廷禁卫军、海军、陆军，控制军权。并于1911年5月组成所谓“责任内阁”，总揽政务。“责任内阁”有国务大臣13人，其中汉族4人，满族9人中，皇族又占了5人，故这届内阁又被称为“皇族内阁”。集权皇室的做法表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并非真正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政治，而不过是以此欺骗国人缓和危机巩固自己统治而已。
2、“国会请愿运动”与保路风潮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使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大为振奋。在国内，1906年12月，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等地的商学界纷纷成立各种宪政组织，此唱彼和；在海外，康有为、梁启超等亦组织立宪社团，与国内立宪党人遥相呼应。
从1907年秋起，立宪派开始把请愿速开国会作为推动立宪的近期目标。他们一方面通过上书，要求召开国会；一方面相约各省派代表齐集北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8月，各省代表纷纷入京，向都察院呈递国会请愿书。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下，请愿活动暂时被压了下去。
1909年，各省谘议局设立，立宪派取得了代表“民意”的合法资格，于是他们以谘议局为基地，再次掀起国会请愿运动。1910年1月，各省谘议局代表相继到达北京，向都察院呈递联名请愿书，要求代奏，但清廷以“国民知识不齐”为理由，坚持国会的召开须等九年预备期满、国民教育普及之后，请愿宣告失败。请愿的失败并没有使立宪派气馁，1910年6月，立宪派组织了号称代表了20多万人的十个请愿团再度晋京请愿，清廷借“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理由，再次拒绝了请愿团的要求。1910年10月，值资政院正式开会，立宪派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第三次请愿，并运动各省督抚和资政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在强大的压力下，清廷被迫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于1913年召开国会。然立宪派中仍有人不满足，坚持要在1911年召开国会，商议组织第四次请愿，东三省士绅则派代表赴京仍请速开国会，这时清政府开始采取强硬态度，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籍，并禁止请愿活动，第四次请愿流产。
请愿运动的失败，“皇族内阁”的成立，清朝统治者集权的倒行逆施，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把各阶级、各阶层人民推向反清革命阵营。
“皇族内阁”成立后，以上諭形式宣布“干线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接着和四国银行团订立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派人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从而激起了四省的保路风潮。其中，四川的反抗风潮尤为炽烈。1911年6月，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各府州县纷纷响应，成立保路分会，参加人数达数十万。然而，四川的保路运动受到当局政府的镇压，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广大人民忍无可忍，迅速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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