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红军长征
“长征”,是红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突围转移最后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这一战略行动的命名。
红一方面军突围转移初始,中共中央虽有计划,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不足。最初选择的方向是向南进入广东,结果遭受阻止,折转向西进入湖南。同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一经失败实行突围转移后,“左”倾领导者又把突围转移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搬家式的行动,致使红军行动迟缓,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是时,国民党军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先后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集了大批军队进行围追堵截。第一道封锁线以漳水为屏障,第二道封锁线以广东仁化到湖南汝城的公路为屏障,第三道封锁线以粤汉铁路的株州至韶关段为屏障,第四道封锁线以湘江为屏障。由于红军的决死作战,加上国民党军的调集有一个过程,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前三道封锁线。11月中旬,红军进抵湘江。但此时,国民党40万大军已进抵湘江西岸,并调配了大批飞机。红军激战7天,终渡过湘江,但损失了一半以上的部队,红军由8.5万锐减至3万。12月上旬,红军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在这里,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研究红军行动方向。“左”倾领导者原准备北上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但鉴于国民党军已在湘西南集结重兵,已不在位的毛泽东出于高度的责任感,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向敌人军力薄弱的贵州省进军。于是红军开始向贵州进发。12月18日,红军攻克黎平。在这里,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正式决定进发贵州。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黔北重镇遵义。
此时,红军转移已历3个月,3个月来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引起红军的回顾与思考,产生了对“左”倾领导者的怀疑和不满,希望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上来。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政治局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最紧迫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批评了“左”倾领导人“单纯防御”战略和逃跑主义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会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的责任。再后,中央军委决定设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军事行动,这样,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被重新确立。会议改变原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意见,决定红军北渡长江,至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由于遵义会议 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又在组织上结束了“左”倾领导在中共中央的统治,这就在极端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整编,开始北上,准备渡赤水河,再在四川的泸州和宜宾间渡长江,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9日,红军渡过赤水,随后挥师东进。因遇敌阻击,红军于2月18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其间,歼敌20个团,取得战略转移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正当国民党军调整部署向贵州进逼之际,红军于3月16日三渡赤水,再入川南,造成又要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势,调动国民党大军聚集川南。然而,3月22日,红军却突然掉头东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通贵阳。而当滇军增援贵阳时,红军主力已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昆明。随即,一部佯攻昆明,主力则调头北上向金沙江挺进。当国民党军再赴金沙江时,红军已赢得了9天时间,于5月初在绞车渡巧渡金沙江,到达四川西南的会理地区。至此,红军终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军北渡金沙江之后,到达四川西南大凉山区。这里是彝族少数民族聚居区,彝民历来有强烈的保境安民意识,且不了解红军,有可能阻止红军入境。由于中共中央和红军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通过冕宁结盟,得到彝民的理解和支援,使红军顺利过境西昌、大凉山区。红军通过大凉山区后,迅速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5月25日,17名红军勇士乘小船强渡成功,夺取渡口,为红军部队渡江获得了一个通道。随后,红军沿河上索,5月30日,22名红军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攀着铁索飞夺泸定桥,为红军部队渡江获得又一个通道。随后,红军全军顺利渡过大渡河。
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经天全、芦山、宝山,攀登川康边界终年积雪夹金山,占领四川北部重镇懋功。1935年6月16日,同从川陕革命根据地退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懋功会师增强了红军力量,也增强了红军的胜利信心,两个方面军的红军将士会师后犹如久别的亲人,都兴奋不已,对前途寄予了新的希望并充满了信心。6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来到。但是,一场不曾预料的重大斗争却随着懋功会师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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