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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华北事变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便加紧了对华北主权的索取，于1935年5月至12月间，制造了一连串旨在索取华北主权的事件，通称华北事变  。1935年5月初，在天津日租界发生了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和《振报》社长被暗杀的“河北事件”。日本华北驻屯军即声称，此案“与中国的蓝衣社、宪兵特务队及青红帮都有秘密关系”，“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取自卫行动。”5月中旬，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受日伪军压迫由热河境内退入冀东“非武装区”遵化县附近，日本华北驻屯军又以中国官宪援助孙永勤部是“破坏塘沽协定行为”，向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会长何应钦提出“责向”，并声称：“今后如再发生如此行为，或得悉将要发生此种行为，日本军将根据条约的规定，采取自认为必要的自卫行动”。接着，天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向何应钦提出了下列更为苛刻的要求：（1）取消河北省包括铁路党部在内的一切国民党党部；（2）撤退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3）解散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及第二十五师的学生训练班；（4）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其他所指各官吏；（5）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10日，何应钦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指示，约见日方代表，表示全面承诺。之后，日方一再要求有文字规定。7月6日，何应钦经汪精卫批准，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谓“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至此，形成了习惯上称作的《何梅协定》。 “河北事件”纠缠未了之际，又发生了“张北事件”。6月5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下令释放。日方竟以此为借口提出无理要求。6月27日，察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省可以自由行动；（2）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3）中国方面停止向察省移民；（4）解散察省排日机构。 日本在迫使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的同时，又积极策动华北五省脱离中国实行“自治”。还在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即与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商定在“华北地区制造自治政权”，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下同‘满洲国’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区域”。10月，日本内阁会议在通过广田外相的“对华三原则”同时，正式通过了“鼓励华北自主案”。随即，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运动进入实施阶段。日本拉拢第二十九军军长、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未果后，于10月22日指使汉奸、反动地主和流氓暴动，占领香河县城，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自治宣言”。11月，日本又唆使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脱离中央自治”，25日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自治政府”），使冀东22个县脱离中央政府。 由上述一连串事件所组成的华北事变发生后，华北已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在此期间，日本军队大批开进华北，日本飞机天天在平、津上空转来转去，日本浪人、汉奸胀势横行；国民党军队、国民政府机关纷纷南撤；工厂、商店或停工或外迁，故宫古物装箱南运，高等学校也加紧南迁，整个华北陷于兵慌马乱之中，华北危机达到顶点。 2、抗日救亡运动的起伏 （1）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的起伏 日本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迅速形成波澜起伏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各个阶层纷纷召开各界抗日救国大会，举行游行请愿。9月23日，南京各界约20万人举行反日救国大会，会后赴“国府”请愿。26日，上海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参加大会的有800多个团体20多万人，会后举行游行。28日，北平各界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参加大会的有250多个团体约20万人。 与此同时，上海、北平等地的工人纷纷举行反日罢工。9月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23家日资纱厂工人酝酿同盟罢工，工人纷纷退厂，日本商号的店员和私人雇用的佣工也纷纷自动离去。10月初，上海80多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厂工人纷起成立抗日义勇军，要求政府发枪抗日。10月中旬，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其它各地的职工也都以发表宣言、向政府请愿、征募爱国捐款、禁售日货等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全国各城市的爱国工商业者也纷纷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中来。他们起来抵制日货，拒收日钞，拒绝与日商买办往来，要求政府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舆论的报刊，纷纷发表言论，要求“立息内争，共御外侮”，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制主义和对内政策。罗隆基写了《沈阳事件》一文，就日本侵略中国原因批评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提出“改组政府”的主张。王造时发表《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提出“对外准备殊死战争”、“对内取消一党专政”的主张。马相伯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提出“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