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及其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是推动西安事变发生的又一原因。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后，便开始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策略，而当时统战工作的直接对象首先是东北军和本北军。为此，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红军领导，联名发出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了中共党的抗日主张，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首先联合抗日，提出了“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情感口号。同时，中国共产党又释放了在战争中被俘的东北军军官，从东北军内部推进统战工作。这样就促成了1936年2月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3月初李克农与张学良以及4月9日张学良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会谈，并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项具体协定。与此同时，又实现红军与西北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协定。到这时，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已率先在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间实现。这就成了促进西安事变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在上述原因的作用下，当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调动100架飞机，并由蒋介石亲赴西安“督剿”红军之际，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理由，尤其是在12月7日张学良“哭谏”失败后，张学良遂与杨虎城密商，决定扣留蒋介石，强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战。正当张学良、杨虎城作出上述决定后，恰逢西安学生1万多人举行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又激发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实施“兵谏”计划。12月12日晨，张学良所部包围了蒋介石居住的华清池，迅速解除了进行抵抗的蒋介石卫兵的武装，将蒋介石扣留，并移送西安新城大楼。同时，杨虎城所部控制了西安全城，拘捕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10多名军政大员。从而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全中国和全世界，国内各种力量和世界各国都从各自的阶级、集团或国家的利益出发，对事变作出不同的反应。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多数人认为张杨的行为“违法犯纪”，表现出“万分气愤”、“万分焦急”的样子。在这种状态下，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派，力主“讨伐”。当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南京国民政府决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惩”。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由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学良。何应钦立即调派大批军队开赴潼关，准备进攻西安。大规模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但国民政府中的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冯玉祥等人，坚决反对“讨伐派”的主张，力主和平营救蒋介石，和平营救派的主张很快在南京政府中占了上风，遂决定采用“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的原则，南京国民政府和平救营方针的认定，成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重要条件。
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即通电全国，说明事变的动机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个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同时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7)确定遵守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从通电所表明的事变动因及其八项主张来看，事变的目的在于迫使国民党的政策转变，不在于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这成为日后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事变爆发后，全国各民众团体多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不幸”，谴责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过激。同时，又同意张杨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事变，避免新的内战。12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当前时局紧急宣言》，“要求停止一切现存的内战，反对一切可能的新内战”。“要求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要求张杨诸将军立即恢复蒋先生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全国各民众团体的主张，也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因素之一。
中国共产党获悉西安事变后，审时度势，经过反复研究后，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在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负责人张闻天即提出：“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和“不采取与南京对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的意见，主张和平解决事变。12月7日，应张学良邀请的中共代表周恩等到达西安，迅速与张学良取得了保证蒋介石安全的共同意见。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对西安事变的原因、意见、可能出现的前途及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做了正确的说明和规定。中共党关于事变的有关方针是保证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在国际社会方面，除了日本图扩大事态，促成中国新的内战，以便乘机实现吞并全中国外，多数国家希望事变能和平解决。其中，美国在研究了张、杨通电后，认为事变的中心问题是抗战问题，不在于危及蒋介石生命，完全可以妥协。因此，主张和平解决，并表示愿意担任调解。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起因和对张、杨的估价不甚准确，但在解决方式上，主张和平解决。《真理报》、《消息报》在事变后发表社论或评论，即“切盼能早日和平迅速解决”事变，苏共中央并指示中共党应尽最大力量，使事变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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