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一节 | 下一节 |
|
1936年3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同日本驻华大使有田举行了4次会谈。中方指出，调整中日邦交，最正当之办法，应自东北问题谈起，第一步至少限度，也须先行设法消除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之状态，日方不同意，会谈没有结果。9月张群与新任日本驻华大使川越举行了3次会谈。日方要求国民政府“解散一切抗日团体”、“杜绝一切排日运动”、实行“共同防共”、“华北经济提携”和“减低关税”等，以此作为“对调整邦交具体表示的诚意之确实证据。”对此，中方提出了5条关于调整邦交的希望条款，其中包括取消上海、塘沽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和停止走私等。10月，张群与川越又举行了4次会谈，日方提出“一般防共”和“华北共同防共”两大问题。关于一般防共问题，日方要求“由两国订一协定”。关于华北共同防共问题，日方要求“扩大防共地域”，组织“共同防共委员会”等。中方则提出取消上海、塘沽两协定和冀东伪政权。双方距离很大，会谈仍无任何结果。12月，张群与川越又举行了第八次会谈，川越宣读其携来的所谓备忘录，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中方予以拒绝，中日交涉停顿。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在国防建设方面作了以下抗日准备。 第一，整编全国陆军，扩建空军和海军。1935年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月，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以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和训练。整军建军工作至卢沟桥事变时虽未按计划完成，但也做了不少工作。全国陆军已整建与未整建之部队，除各种特殊部队外，共计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1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20个独立团，共约170万人。同期，空军和海军建设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至1936年底，空军从1934年的8个大队增至31个中队，编成9个大队和5个直属中队，及4个运输机队，各类飞机增至600余架，机场增至262个。与此同时，海军部于1934年制定了5年造舰50艘的计划。 第二，构筑陆地国防工事，整理江防、海防要塞。从1935年底开始，国民政府投入一定的力量从事国防工事的构筑。到卢沟桥事变前，浙江、山东、河南、晋绥、察冀各区第一期工事基本完成。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淞沪、吴福、锡澄、乍平嘉、乍澉浦、宁镇、鲁南、豫北、豫南、沧保、德石、娘子关、雁门关、内长城等地工事。江防、海防要塞的整建也同时起步。为增强各要塞火力，国民政府外购了大批要塞重炮，其中，一批平、高射两用炮于卢沟桥事变前夕运到，星夜安装在江阴、镇江、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有炮台41座，各种重炮273门。此外，长江沿岸的江阴、马当山、田家镇等江防要塞的防御工事也在酝酿和准备整理之中。 第三，制定国防规划，划分国防区域。国民政府在《1935年度防卫计划大纲》中，明确划分了国防区域、阵地线、兵力部署。将全国划为三道防卫区域。其中，第一线有察冀晋绥区、山东区、江浙区、福建区、粤桂区。并规定各区陆军应努力侦察本区内之地形，利用演习构筑阵地，建筑交通道路，集积物资，完成作战之种种准备。随后又在《1936年度国防计划大纲》中将全国划为四大区。其中，抗战区为察、绥、冀、晋、鲁、豫、江、浙、闽、粤等10省；警备区为皖、赣、湘、桂等4省；其余各省为绥靖区及预备区。此外，大纲还规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构，设冀察、晋绥、山东、江浙、福建、粤桂等6个国防指挥部，1个预备军总指挥部。 （3）西安事变与国内战争停息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出现了若干变化，并开始准备抗战。但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内战政策仍然没有改变，而是加紧部署陕甘地区的“剿共”军事。迫使国民党放弃内战政策的是西安事变  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似乎是以突遽的兵谏形式出现，但实际上是有特定的背景及深刻的根源的。 日本对中国步步侵略和国民党奉行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是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自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后，日本又相继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等，面对日本的不断入侵，国民党在“攘外先安内”国策指导下，始终奉行不抵抗政策，从而致使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在这种背景下，阻止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各种政治、军事事件随时都有发生的可能。 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特殊处境，也是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奉命退出东北迁涉到河北，为维护蒋介石的名誉，张学良甚至主张牺牲到底，并不惜引咎辞职。而华北事变后，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再度迁涉并被推往西北内战前线。此刻，国内甚至国民党内的抗日主张再起，张学良开始怀疑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此后，面对东北军对西北红军的崂山战役、榆林战役、直罗镇战役损失三个师的失败结局，这时张学良已感悟到“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有价值”。随后，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张学良又遭蒋介石的冷落，使其进一步认识到追随、执行内战政策的无望。为了挽救东北军，张学良开始寻找新的出路。而西北军，历来被国民党视为非嫡系部队，在待遇等问题上比国民党嫡系部队差。同时，在这支军队被首先推向陕甘“剿共”战争时，也屡遭失败，先后损失了3个旅，由此也开始怀疑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并寻找出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特殊处境，是促成其首领决意发动西安事变的又一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