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1913-1968),山东蓬莱县人,致力于艺术性散文的写作,结集有《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和《生命泉》。这些抒情散文先后写于1955至1965年间,其中大多数作品在50年代、60年代为广大读者传诵,有些当时就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
作为一名时代的歌者,杨朔认为散文应该"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断片,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从这一创作思想出发,杨朔的散文努力追觅时代的足迹,表现十七年间的建设与生活。毫无疑问,在痛楚的现实面前,作家过分强调乌托邦式的诗境,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但比起那种口号式的颂歌来,杨朔力图选用各种题材表现生活的激流和时代的风貌。杨朔注重描写新生活、新时代的绚丽色彩,又用血泪笔墨勾画旧时代苦难生活的背景,往往用今天与昨天进行美丑善恶的对照。另一方面,杨朔又注重描写普通劳动者怀着真诚、朴素的感情,献身祖国建设事业的执著精神和高尚情操。在《茶花赋》中的养花人普之仁,《荔枝蜜》中的养蜂人老梁,《雪浪花》中闲不住的老泰山,《石油城》中的王登学、刘公之、张多年等人物身上,作者倾注了对祖国、人民的满腔热忱,揭示了坐江山、建江山的时代风采,并且富有哲理性地概括与揭示了新生活的诗意--"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显然,这类描写普通劳动者的散文具有那个时代的思想特征和审美价值判断。它们的局限性就在于,当中国人民尚生活在困苦中时,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艺术描写遮蔽了生活的真实。如今读来,历史的反差性使人感到内容的失重和艺术的失真。 |
1956年后,杨朔开始从事外事工作,因此他写作了很多国际题材的散文,数量之多,是一般散文作家所不能相比的。作为一名中国外事活动家,杨朔站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描写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赞颂亚非人民热爱和平的美好心愿和反对霸权的斗争气概,如《埃及灯》、《金字塔夜月》、《印度情思》、《蚁山》、《樱花雨》、《生命泉》等散文。这类题材的散文,且是注重国际反帝斗争的广阔背景,同样发掘外国人民精神世界的美,表现他们的迫切愿望、美好追求和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民族精神。
尽管杨朔不能摆脱十七年散文那种歌颂性的思想表现模式,但他的艺术审美视野却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显得较开阔。他不满于豪言壮语式的颂歌,也不满于当时空洞、说教的文风,积极要求打破散文艺术表现的沉闷局面,尽管这种拓展是有限的。1959年,杨朔明确地提出了诗化散文的艺术主张。他说:"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后来又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这个艺术主张是他通过个人散文创作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它更注重散文自身的艺术表现的规律、形式和手法,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对当时的散文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正因为杨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孜孜以求"诗"的目标和审美理想,所以逐渐形成、建立了他的清新俊逸而含蓄的艺术风格。
|
|
杨朔散文讲究艺术构思。他善于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抓住一人一事、一景一物,生发联想和想象,洞隐烛幽,见微知著,使作品的思想得到寓大于小、寓远于近的艺术表现,因而具有诗的视角和诗的容量。《樱花雨》写日本人民不忘美国投掷原子弹的惨痛史实,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而展开的一场全国性的罢工斗争。作品没有正面去描写这场罢工运动的波澜壮阔,而是以一家旅店的侍女君子作为视角予以表现,即着力渲染、透视她在罢工前后那颗深受美国兵戕害的心灵历发生的微妙的变化。她似乎生性怯弱,躲躲闪闪,欲言又止,不敢对作恶的美国兵说三道四,但忽然间停电,宣告罢工斗争己正式开始,她忽而判若两人,变得异常的镇定和无畏,柔和的眼睛里,"隐藏着日本人民火一样的愿望","有两点火花跳出来"。整个罢工游行队伍意气激昂、呐喊奔腾的情景便可从君子身上以斑见豹。这样,作品便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地揭示了这场罢工运动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达到了"当诗一样写"的艺术效果。杨朔在构思上追求新颖、奇巧,有些作品还擅长借鉴古代散文"文眼"的经验,如《雪浪花》着力表现浪花咬礁石的"咬"字,《海市》以寻海市的"寻"来经纬全篇,等等。因此,他的多数散文缜密、精致,经过刻意的构思而使作品充满了诗意和艺术的美。
杨朔散文注重创造诗的意境。他自己说;"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他的很多散文用诗的比兴手法,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以创造诗的象征比附的境界。如以海边浪花冲击礁石的执著气势,比喻"老泰山"人老心不老奉献残生余热的美(《雪浪花》);以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比喻人间的"海市"--欣欣向荣的长山列岛(《海市》);以蚂蚁垒起的神奇蚁山,比喻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雄伟力量(《蚁山》),等等。这类散文的思想表现得委婉含蓄、诗趣盎然。正因为杨朔用景与物附丽的象征情韵,贯串于作品的始终,使意境的展示虚实相生、曲曲折折,思想的揭示步步开拓、层层转深,因而形成了富有诗美的意境。在一些散文中间,作家让人物活动于诗意的画面,予以艺术点化,使人、景、情交融为一体,成为动人的艺术境界。如《雪浪花》的结尾部分描写了老泰山退场的画面,既描绘了金光灿烂、辉照西天的一抹晚霞,又故意渲染了老泰山带几分孩子的天真、把野菊花插到车上的细节,尔后让他慢慢推着车,"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这样便把自然景物的美、人物精神的美和作者抒情的美浑然一体地涵容在一幅图画里,"黄昏颂"的主题因而显得曲折悠远、诗意隽永。当然,这幅优美的图画亦或多或少地消融了那个时代沉郁的苦痛,但如果我们只把它当作作家的一种理想的追求,也未尝不可。杨朔散文讲究艺术结构,"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①。他一般采用曲径通幽、"卒章显志"的园林式结构,于云遮雾障中间峰回路转,层层叠叠,变化多端,显得神秘精巧、引人人胜。同时他又善于运用虚实、隐显、疏密、抑扬、张弛等艺术辩证法,对各种材料进行剪裁、缀合、布局和组织文章的波澜。《海市》用虚实相生的手法,曲曲折折地创造了"寻"海市的悬念和意境。《荔枝蜜》以欲扬先抑的手法,写出了"我"对蜜蜂由畏惧厌恶到乐意"变成一只小蜜蜂"的感情变化和历程。《野茫茫》以显托隐,"卒章显志",最后把讥刺的矛头由指向老殖民主义者转而指向新殖民主义者。杨朔从单纯中求复杂,从复杂中求简练,使艺术结构与创造意境、抒写诗情完整地统一起来,从而创造了他个人的艺术风格,同时,也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一种"颂歌"文体模式。
|
杨朔散文是瑕瑜互见的。其思想内容不可避免地为时代所局限;像《泰山极顶》等作品因歌颂"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而留有"左"的印痕。《海市》、《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樱花雨》等一些散文,因刻意求"诗",惯用比兴和卒章显志的手法,在艺术表现上则留有雷同化的倾向和求工的斧迹。象征比附的模式化亦成为他散文创作的定势。总之,这些艺术上的缺陷均来源于作家思想观念的偏颇,其根源还是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真诚感受。(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