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伴随中国当代社会的变化而律动，大体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前期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6)和新时期(1976~
)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全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举行。会议由郭沫若提议、党中央批准而召开，出席代表824人。毛泽东到会讲话，朱德致贺词，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会议听取了郭沫若所作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茅盾总结国统区文艺运动，作了题为《在反动摄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周扬总结解放区文艺运动，作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这次大会是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队伍大会师的盛会。大会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与经验，确定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的新任务，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艺界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后又接着成立其下属的各个协会。其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选举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新文学以此为起点，进入了当代文学的阶段。
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581人。周恩来到合作了《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周扬向大会作了《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工作报告。这次大会围绕繁荣创作的中心议题，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四年来的文艺情况，指出了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和文艺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把文艺工作必须以抓创作为主，鼓励作家创造更多更好的作品，确定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文艺的新任务；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文艺创作的方法和文艺批评的准则，把塑造新的英雄人物形象确定为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要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提法对于文艺事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由于显而易见的一元化理论模式的偏颇，又为以后文艺界出现的政治性批判斗争埋下了理论的祸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发生了两次根本性的转变，由新民主主义迈人到社会主义，再由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这种转变必然要求和引起作为稍神生产、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发生相应的变化。刃年来文学从一元到多元的历史事实也证明，文学只有道循其自身规律，坚持为人民的宗旨．才能生存与发展。因此，无论从社会对文艺的要求和文艺的主导方针看，还是就文艺自身的实践道路而言，当代文学都具有了不同于现代文学的性质。它限定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文学。这种性质使当代文学以极其复杂的面貌和特征，显著地区别于以往任何社会形态与时代的文学。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和途径．提出国内的矛盾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一理论，大会号召要反对那些否定被压迫人民的思想倾向，批判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唯心主义的思想。这样，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便首先在思想文化战线，尤其是在文艺领域揭开了序幕。于是在1951年开展了对电影《武圳传》的讨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
武训是清末民初的一个热心于教育的人。他出身贫寒，靠忍辱负重的“苦操奇行”行乞兴学。孙瑜根据其生平事迹，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开始编导历史传记影片《武训传》，1950年12月由昆仑影片公司摄制完成后，在全国公映。形片描写武训为了让穷苦的孩子也能念书，自愿为奴，忍受屈辱行乞40余年，兴办三个义学，从而歌颂了武训精神，肯定了武训所走的道路。孙瑜认为影片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旧社会贫苦农民文化翻身的要求，有利于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它歌项了武训为劳动人民忘我服务的精神，有利于鼓励人们学习武训，发展教育事业①。这显然是编导的天真想法。对于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是可以讨论的。影片公映后，引起了社会反响。不到四个月时间，仅京、津、沪等地．就发表赞扬它的文章40余篱。但不久，《文艺报》重新刊载鲁迅的杂文《难答的问题》①，发表了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②等文，对武训、武训形象及其称赞者提出尖锐的批评，由此展开了对《武训传》的论争。1951年5月20口，《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③，社论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县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社论一发表，舆论界立即以此为定论，纷纷批评影片《武训传》宣扬了唯心主义、改良主义、投降主义、个人主义，歌颂了阶级投降和奴才思想，歪曲历史，污蔑农民革命，掩盖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美化了封建统治者，从而使应该正常进行的实事求是的文艺讨论，迅速演变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判运动。数十人先后被公开点名，其中包括该片的编导孙瑜、演员起丹，以及《武训传》的称许者。许多人士不得不适时顾势，违心地作出检讨，开启了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文艺运动斗争的先河。
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乃至批判，涉及到如何运用正确的观点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的问题。对文艺创作中有争议的作品进行讨论或论争，是必要的，但由于采取行政领导的方式，用简单粗暴的态度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将思想问题、学术问题、文艺问题、当作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的政治问题进行批判，给我国当代文艺运动和文学创作带来了深远的消极影响。正如胡乔木同志在80年代中期所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这种以政治运动方式介入文艺的思想斗争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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