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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冬，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文艺界也开始实行文艺政策的调整，甄别平反曾经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家作品等。1961年第3期《文艺报》发表了《题材问题》的专论，指出对于近来一个时期题材问题上的片面化、狭隘化的倾向，不能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必须广开文路，提倡题材的多样化，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因为“题材本身，并不是判断一部作品价值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条件，更不是唯一的条件”，“作家、艺术家在选择题材上，完全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同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即“新侨会议”)，与此同时，全国故事片创作座谈会也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酌讲话》，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着重论述了发扬艺术民主、尊重文艺规律、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等问题。不久．中央根据这个讲话精神．制订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八条》)，集中体现了党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的精神．在创作与评论方面，在文艺队伍建设与文艺领导工作方面，提出了合乎文艺规律的主张。1962年3月，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周思来到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评价与对待知识分子，如何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陈毅也到会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三年因难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很高的评价，强调要尊重作家的民主权利，加强文艺界的团结。他还特别指出，经过13年的改造、考验，“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同年5月23日，为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口报》发表《为员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社论指出文艺的服务对象，应由为工农兵服务，扩展到“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服务”。同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着重研讨文艺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邵荃麟针对前几年文艺创作中“左”的倾向，指出人物描写应该多样化，强调描写英雄人物是应该的，但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因此还要重视写好中间状态的人物。这一论点后来被说成是主张用写“中间人物”来反对写英雄人物。“文化大革命”中，因受被诬为“黑八论”之一的“中间人物论”的牵连，邵荃麟被迫害致死。60年代初期，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还体现在为曾经受到错误批判的剧作家海默平反，重新肯定曾遭错误批判的《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布谷鸟又叫了》等作品。这些举措在文艺界产生了较强烈的反响，局部地调动了一些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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