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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60年代,由于政治运动或艺术观念狭隘的原因,接连有小说受到批评或批判。1949年8月《文艺报》曾就文学作品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展开讨论,结论是少写,批判地写,作为改造对象来写。1950年4月起,《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和一些地方性报刊接连以宣扬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调、趣味为由,批判了《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望》(方纪)、《金锁》(孟淑池)、《改造》(秦兆阳)和《工作着是美丽的》(陈学昭)等小说。结果是作者以及发表作品的报刊编辑部均作了公开检讨。次年在批判《武训传》的浪潮中,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也因其人情、趣味、技术等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而遭到批判。在这场批判中被涉及到的小说还有《海河边上》
(萧也牧)、《关连长》(朱定)、《战斗到明天》(白刃)、《我们的力量是元敌的》(碧野)、《腹地》(王林)等。 |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双百"方针,同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在怀仁堂向文艺和科学界人士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进一步阐释了"双百"方针。"双百"方针.使文艺工作者"松了一大口气","在'百家争鸣'的口号出来之前,有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写一篇学术性的文章,没有读一部像样的美学书籍,或者是就美学里的某个问题认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我不愿,而是由于我不敢。……'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我就松了一大口气……"。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小说界出现了两类让入耳目一新、启发人深入思考的作品:一是大胆干预生活,揭示我们工作中的"阴暗面",塑造较为复杂的人物形象的小说,例如,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萧平的《三月雪》等即属其列,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则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二是勇于冲决一些人为设置的"禁区",展示爱情生活本身的复杂性的小说,如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李威伦的《幸福》、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这些作品曾激起文艺界的强烈反响与争论,可是在反右开始后,它们都受到了批判,有的甚至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从此遭到长期禁锢,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重见天日,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将其中有影响的篇章收进题名为《重放的鲜花》的集子里。
王蒙19岁时就创作了充满青春激情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在《人民文学》9月早上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当时曾引起广泛关注与激烈争议;《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月起,连续4期刊发了关于这篇小说的讨论文章,其他报刊如《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也都发表了讨论文章。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二是对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应如何理解?而问题的核心是对刘世吾与林震这两个人物怎样评价。关于刘世吾,王蒙指出:"我着重写的不是他工作中怎样'官僚主义'(有些描写也不见得宜于简单地列入官僚主义的概念之下),而是他的'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刘世吾的口头禅是"就那么回事",他好像已看透了一切,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激情,显得冷漠、麻木。刘世吾所匮乏的正是林震所拥有的。林震是刚刚来到组织部的青年人,他满怀激情,他发现这里的实际情形与自己的理想与想象相距甚远,对刘世吾冷漠,麻木的精神状态深为不满.对韩常新等人的作派大惑不解,在他身上有着娜斯嘉那样的英雄特质。但是,他的心地单纯,眼光稚嫩,方法简单,因此到处碰壁。林震的激情多半来源于前苏联的小说,用小说来指导生活,其本身就是对生活规律的背离。王蒙当时与林震一样年轻,他是满怀激情地塑造林震这一形象的。这篇对生活颇有创造性发现而艺术上也原幼稚的小说,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批判,作者亦因之被划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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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wx_t2_11.gif (33080 bytes)作者简介: 王蒙,早年在北京师范附小、平民中学和北京河北高中读书。
194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50年代初期在北京市从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 1963年举家迁往新疆,曾在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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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友梅短篇小说《在悬崖上》采用第一人称手法,描述了设计院技术员"我"在婚后又爱上了年轻活泼、对男性颇有吸引力的加丽亚,并萌生了与妻离婚而和加丽亚结婚的念头,最后"我"因加丽亚拒绝了自己的求婚而又与妻重归于好.终于从"悬崖上"回到人生坦途。作品发表后,引起了激烈争议,其焦点则是如何评价加丽亚这个人物。现在看来,加丽亚形象本身以及她和"我"的情感纠葛十分复杂,既涉及到个体的人生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等问题,又牵扯到爱情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任何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评判都失之于简单、偏颇,后来把这一作品打入冷官则是一大冤案。宗璞的《红豆》则牵扯到如何看待爱情与阶级性的矛盾关系问题而引起广泛争议。作品最感人的地方就在于准确地把握了少女初恋时的心态,展示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矛盾,非常有分寸地处理了个人恋情与革命事业的轻重关系,但个体心灵的隐秘在那时也是犯忌的。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则因写了新生共和国不仅挽救了在旧社会沦为妓女的徐文霞,而且使她获得了真挚的爱情而受到了广泛瞩目,可其作者因"探求者"一案而获罪,这个作品也因此受到了批判。
1962年8月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邵荃麟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受到邵荃麟赞赏的《赖大嫂》(西戎)、《锻炼锻炼》(赵树理)、《老坚决外传》(张庆田)等作了有益的尝试,但不久即被作为"中间人物"的标志而受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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