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是新时期戏剧孕育、再生的一年。首先是重新上演部分优秀剧目，同时，戏剧界展开了对于"四人帮""阴谋戏剧"的批判。在重演和批判中，新时期的戏剧得以孕育和再生。《枫叶红了的时候》和《曙光》的问世，标志着话剧创作的再生。《枫叶红了的时候》(金振家、王景愚编剧，1977年)是一出政治喜剧，以辛辣的讽刺剥开了"四人帮"政治欺骗的画皮。《曙光》(白掸编剧，1977年)描写30年代贺龙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作者通过冯大坚等优秀红军战士被杀被抓的故事，试图从历史上揭示极"左"路线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危害，探寻中国革命历史中"左"倾思潮的渊源。此后，新创作的剧目便大量涌现。这类剧作共同的特点是五四以来形成的话剧传统的恢复和发扬光大。1976年清明节爆发的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曾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1978年，《于无声处》(宗福先编剧)崛起于上海舞台，勇闯禁区，为"四五"英雄平反发出第一声呐喊。在北京，《丹心谱》(苏叔阳编剧)以"四人帮"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斗争为背景，通过得到周恩来总理关心的"03，新药研制过程中的种种冲突，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显示了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兴。方凌轩宁折不弯、嫉恶如仇、光明磊落，丁文忠苍颜白发、个性倔强、出语犀利、嬉笑怒骂、狷而不狂，通过他们反映了中华民族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庄济生作为反面人物，也一反当时舞台上"画鬼"的流风，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二剧南北呼应，形成戏剧舞台上继《枫叶红了的时候》之后的第二次热潮。这一年戏剧在内容和数量上仍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为主，同时，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剧目继《曙光》之后不仅大量出现，并且在艺术上有所进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作家思想进一步解放，剧作界因之出现了短暂的百花争艳的局面。与最初两年有重大影响的剧作产生于京、沪两地的局面不同，1979年在全国范围内，东北、西北、中南、华东都出现了具有影响的剧目。
在思想解放、新作蜂起之际，《假如我是真的》(六场话剧，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编剧)引起了波及全国的争论。剧本是以反对某些干部中存在的特权和不正之风为内容的。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会议围绕有争议的几部作品(《假如我是真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档案里》、《女贼》、中篇小说《飞天》、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等)，就当前文艺创作的估价、如何认识时代、如何认识文艺任务、如何理解文艺的真实性以及如何发展文艺批评等问题展开讨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会上对于"如何看待领导我们的、我们自己的党"，"如何正确地看待我们这个社会"，"如何看待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如何看待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如何正确地看待毛主席，看待毛泽东思想"，以及"如何看待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等问题，作了长篇讲话。
进入80年代，"话剧热"降温，话剧开始步人困境。导致降温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话剧生存的社会环境变化的原因，也与经济生活日益成为关注的中心，中外交流在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大规模开放，休闲方式的多样化等因素有关，而话剧自身诸如创、演体制问题．戏剧艺术从观念到形式方面的单一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困境激发了戏剧工作者对于戏剧艺术的探索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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