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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东汉时期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 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就走向了僵化，形成了烦琐学风，加之与迷信思想交融而成谶纬神学。两汉交际，一些思想家被现实所冲击而渐趋于清醒，纷纷为了恢复正统儒学而努力同时为了创建新的儒学思想体系而进行尝试。 第一节 反神学迷信思想 一．扬雄、桓谭对谶纬迷信的评说
（一）扬雄对谶纬的评说 扬雄提出“体自然”的基本命题。认为学术研究要以自然为对象，要在循“自然”，“体自然”上下功夫，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著作理论才有根据；同时认为“自然”是独立存在的，只有忠实地反映“自然”，才能成为真理，间接地批评了汉代经学的牵强附会之说。 同时他对神仙方术的迷信也作了批评。指出，人活着应当努力追求知识，不把生命用于求知，一味贪生怕死，活着也没有意义。认为应该根据人事以考察天的变化，不要用自然现象的变化来占卜认识吉凶。 扬雄的伦理思想，大体上都是复述五伦、五常之类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他强调人性好坏在后天的努力，是其“体自然”的延伸。 扬雄的无神论观点，对后世思想家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东汉思想家许多论断，可以从扬雄的学说中找到渊源关系。 （二）桓谭对谶纬迷信批评 首先，桓谭否定天有意志，列举许多事例批评各种宣传天佑意志的虚妄言论。桓谭的这些观点，上接扬雄，下启王充。重要性十分的深远。其次，桓谭认为，“阴阳之气”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万物都是阴阳之气相合而成，万物的生灭犹如四时的运行一样，是一种纯粹的自然过程，如果不是按照本来面貌去认识自然，就会犯下迷不知返的错误。最后，桓谭提出了以形体为基础的形神一元论。认为形体是精神的基础，精神不能脱离形体而存在，人的形体衰老死亡，精神也随之消灭，即形亡神灭的观点，后来被王充直接继承下来。 二．王充对汉代神学迷信的批判
王充（公元27年~约公元100年），字仲任，会稽郡上虞人，是著名学者班彪的学生，为学不守章句，“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是东汉时坚持批判神学目的论的杰出唯物主义思想家，我国封建社会中源远流长的战斗无神论传统的奠基人。 王充生活在东汉前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谶纬迷信相结合，至此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毒化了整个社会。他从所处的下层地位，敏感到东汉豪族统治下的政治腐朽和是非颠倒，经济兼并和贫富对立以及社会不平和贵贱对立日益严重。这种情况下，王充继承了我国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了道家“自然无为”的理论，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为己任，利用当时自然科学的大量成果，对汉代的神学迷信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其思想主张大部分收录在其代表作《论衡》里面。 （二）王充对神学迷信的批判 对汉代“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批判。汉代儒生极力鼓吹天是“百神之大君”，人是天有目的的创造物，万物也是天按照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神秘规则有意创造的。他们把阴阳五行与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随意比附，大肆宣扬君权神授的天人感应论。 王充对于天有意志的谬论给予针锋相对的驳斥。王充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可以影响人和物。风雨有时，寒暑有节，不会随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汉儒为了神化帝王，拚命鼓吹君主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君主高兴，天气就温暖；君主发怒，天气就寒冷。王充对此据理反驳，指出君主喜怒时，连自己体内和室内的温度都影响不了，怎能影响整个“天下”。 王充对汉代经学迷信的批判。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大力提倡儒家学说，推崇儒家学书。汉代儒生为了挤入仕途，飞黄腾达，便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对经书穿凿附会。在这种思想专制、万马齐喑的沉闷气氛下，王充挺身而出，揭穿了儒家传记的谎言，打破了对儒经的迷信，也把孔子、孟子从天国拉回人间。 首先，王充批判了儒家传记中歪曲历史、夸大事实的恶劣作风。儒书鼓吹尧舜时期和周初“天下太平”，“刑错不用”，王充指出，这是儒生为了宣传尧、舜和周公的仁德而编造的，不符合史实。其次，王充打破了人们对经书的迷信。儒经在汉代已被奉为万世不易之典，对其顶礼膜拜，王充仍以“疾虚妄”的战斗精神，指出其失实增益之处。他认为孔子作《春秋》与陆贾作《新语》、桓谭作《新论》是一类事情，都是为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而有的放矢。这样，王充就动摇了汉代官方神学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王充还对孔孟等被奉为神明的人物公开诘难，把他们从天上拉下来，恢复了他们凡人的身份。同时在《论衡》中，王充对《孟子》一书中前后矛盾的情况予以揭露，批判了孟子的诡辩手法和两面派行为，并驳斥了孟子鼓吹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命论。王充在《问孔》、《刺孟》等篇中对儒家圣贤的批判，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种离经叛道的大胆举动，在历史上实属少见。 王充对汉代世俗迷信的批判。鬼神崇拜在汉代已泛滥成灾，上自皇帝，下至百姓，几乎无不淫祀鬼神，以求福佑。对于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王充以大量篇幅，系统而深刻地进行了批判。王充针对当时流行的“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说法，提出了“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无神论主张。王充继承和发展了稷下黄老之学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同时又摒弃了稷下黄老学派认为精气有独立意识的思想。王充进一步论证了人死不为鬼的理论。在面对社会上为什么会产生种种鬼神观念的难题时，王充认为，人们所谓见鬼，其实是一种心理作用造成的，所见的鬼，不过是一种幻象而已。认为人在精神疲倦时，目光反观，看见自己内部的精神，以为是外界的人物之象，人在做梦时或在病中，由于精神衰倦，所见到的虚妄的人物之象，其实都是他身体内部的精神，由于目光反照，就错误地认为是外界的人物，总之，自以为见到鬼的人，其实都是因精神错乱而引起的幻觉所致。王充根据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揭露了卜筮的虚伪性，指出卜筮用的东西不过是一些“枯龟之骨，死蓍之茎”，用这些死的东西去问天地，就如同让死人去问活人，是得不到什么答案的。而且“天道称自然无为”，不可能回答人提出的问题。 王充对“生而知之”先验论的批判。汉儒不仅把天神化为造物主，宣扬君权神授，而且把儒家思想宗教化，把孔子奉为教主。王充虽然不反对把孔子视为圣人，也不反对儒家所宣扬的伦理道德，但是作为一个以“疾虚妄”为己任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反对把圣人神化，反对那些荒诞不经的谶纬。王充认为，圣人与贤人都是人，所知道的事情也都是同类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对道的理解。王充强调实际经验对认识的作用，认为不论圣贤还是普通人，都必须通过实际经验才能获得知识。王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知识的获得是与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的，尽管这种认识还是直观的。另一方面，王充还主张博览古今，通过学习间接经验来获得知识。圣人之所以能认识一般人所不能认识的事物，并不因为他是什么神灵，而在于他熟悉前人或别人的直接经验，在于他勤学好问。这样，王充就把圣人从神的宝座上拉下来，放在具有仁、智品德的人的地位上。对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王充有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 首先，王充承认感觉是认识的来源，必须通过耳目等感觉器官才能对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有初步认识。同时，王充又进一步指出，人们要想获得正确的认识，只通过耳目所获得的感性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开动脑筋，通过比较和鉴别，才能去伪存真。他认为所谓圣人不过是善于利用理性思维的人物，而他们的理性思维也是由感性认识发展而来的。王充很重视“引效验”，以合乎客观事实与否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他引证了许多有关鬼的传说以证明他的有鬼论，但是由于墨子的“效验”不合乎客观实在，因而他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在此，他还批判了墨家的有鬼论。 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战斗的无神论者，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充的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王充虽然反对神学目的论，但他不了解造成吉凶祸福和贫富贵贱的社会原因，因而主张命定论，认为决定生死夭寿和贫富贵贱的命运，是由天和各种星象施气造成的。甚至造成社会治乱的原因也取决于“时数”，而否认人的作用。王充虽然反对“天人感应”，却又宣扬“瑞应”。 王充也主张妖祥说，他认为尽管人死不为鬼，但鬼仍然存在。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往往陷入了唯心论中难以自拔。虽然王充的思想中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但仍然达到了他的时代的最高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奠定了他在反封建迷信思想的崇高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