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学的统一及其效应
唐初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儒学，官方又进行了统一经学的工作，使得大唐帝国繁荣强大起来，对盛唐文化的灿烂多彩。
一．隋唐五代时期儒学的发展变化
儒学在西汉经过董仲舒的改制后，使儒学法典化，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作为儒学载体的经学，至从汉代形成之后几乎被儒学垄断。所以，儒学的发展变化，其实就是在探讨经学的变化。隋唐五代时期，儒学的发展同经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隋唐五代时期儒学开始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匡时济世”，这显然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刘焯是隋朝著名的儒者，并且其对于天文历法还有卓越的研究。其次，儒学同佛教形结合，这种结合分为两种：一是韩愈为代表的反佛容佛思想，韩愈在积极反佛的同时却潜移默化的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另一种就是柳宗元为代表的，在颂扬佛教的同时要求对佛教加以利用和改造，并为儒学服务，建立自己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两者虽然都以儒学为主，但是却是一个反佛，一个赞佛，其实这也就是对“神”的态度。正是两者的相同与相异，才导致儒学最后没有发展成为儒教。
隋唐五代时期，最重要的还是进行了对儒学的复兴工作，这为后来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代与唐初就开始了对儒学的复兴工作，主要表现在对儒家的政治功能与风教作用的重视。这导致了统一儒学的尝试。
二．经学统一的条件
经学是汉代形成的，经学发展到南北朝形成分裂的态势，分成南北两个分支，一是北学，以郑康成为主，可以说是汉学的继承；二是南学，而南学可认为是魏晋之学的后裔。南北朝时期的经典注疏非常多，虽然大多已经失传，但是对于唐代经义的确立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有着较为突出的特点。对于三礼以及丧服的研究成为热点。对于礼的考察不论是从史的角度，还是器物制度上来考察，或是微言大义上的考察，就礼的学术讨论而言，对于礼学乃至经学的统一，对隋代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南北朝对立时期，在对峙境域的交接地带——“青齐之间”，作为有浓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区域，它部分承担起南北经学沟通的桥梁作用。南北经学在交流沟通过程中常会发生一些冲突，而冲突的解决就在于一些大儒对南北经学的融合，取长补短。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儒士，在统一经学的道路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经学的统一与统治者的政策也是密不可分的。隋朝统一后，隋文帝倡导儒学，通过国家政令、奖励等方法，使许多有学问的人士，聚集起来切磋经术。青齐作为南北经学的交汇地，历史悠久。隋朝的刘焯、刘炫勤奋好学不仅深谙北学，对南学还多有涉猎，而且还地利的优势，在经学由南北分立而至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唐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儒学。在教育方面，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其使用的教材基本上以五经为主。唐朝发展了隋代的科举制度，读书人可以通过考试来取得官职。其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考试的科目主要是“明经”、“进士”，其都要求考儒家经典，尤其“明经”考经的比例很大。儒家经典的内容广泛分为大、中、小经三类，数量也不小，而且经过数百年来嬗变、流传变得相当杂乱，并且这些经典中流传下来的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不完全符合唐朝政治需要，统一经学就事在必行。
三．经学统一的步骤
统一经学也是统一学术思想，统一教育方针、统一官方意识形态。经学统一的第一步就是统一经学中的文字。贞观四年（630年），太宗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订《五经》。这五经是：《易》、《诗》、《书》、《礼》、《春秋》。今人研究认为：颜师古关于五经的考订，一是根据古字恢复古字；二是删除一些秽滥的内容，古今异言，因为今人根据自己的意愿翻译过来，往往会有不妥之处；三是颜师古根据原书编订体例，对五经加以刊正；四是将原书中的语句重新点注。颜师古经过三年的时间将《五经》文字校订完毕。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将颜师古的《五经》正式颁布与天下，完成了统一经学的第一步。
统一经学的第二步就是统一音注。唐初的陆德明所撰《经典释文》是关于儒家经典的源流、版本、音韵的重要著作。陆德明认为经学的历史悠久，儒者的学术主要通过师法家法获得，会不免出现偏颇的地方，儒者只注重于师法家法，属于井底之蛙，见识狭窄。于是就广泛收取两汉以来儒家训诂音训著作，考辩同异，以音释为主，注儒家经典十二种。著成《经典释文》。此书对儒家的经典研究、学习和传播重要的功效。在释读音时也注释了字的意思，使读者既知道读音又知道字义；对经和注都加以音释；留存旧音；辨明版本流变和师传家法；保存古文异体。《经典释文》是整理儒家经典的一项重要工程，层次高，贡献大，符合了唐初振兴儒学的需要，是唐初统一儒家经典的重要环节。
唐初统一经学的最后一步就是统一儒家经典的义疏工作。“义疏”就是对儒家经典的文字及前人的注释作较为详细的解说。贞观中期，唐太宗感到儒经“章句繁杂”，于是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大儒撰《五经义疏》，后改称《五经正义》。正义，就是校正前人的义疏。《五经正义》对《五经》的内容和思想观点做出了统一的解释，标志着朝廷对于儒家的经典有了统一的、权威的解释，结束了汉代以来数百年的经学纷纭局面，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高宗永徽四年（653年），《五经正义》颁布于天下，唐朝的明经科开始以《五经正义》为标准，颜师古的《五经定本》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中的《五经》部分被汇编在一起，成为朝廷钦定的《五经》读本，并成为科举考试用书，儒家的主导思想终于被确立下来。
除了《五经正义》之外，唐代的贾公彦著的《周礼义疏》，《仪礼义疏》以及杨士勋作《谷梁正义》和相传徐彦作《公羊正义》等专著，合称“九经正义”，为经学的新发展准备了条件。
四．统一经学的效应
经学的统一使儒家经典中的《五经》成为考试专用书目，全国的考生要参加科举考试就要学习《五经正义》，此书成为广大考生的必读书目，成为朝廷的考试题库，大大的提高了儒经的社会影响力。又因为《五经》有了文字、音训、义疏，统一的标准定本，具有了朝廷钦定的权威身份，其在儒、佛、道三家中处于正宗地位，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佛道二家则处于从属地位。
在儒学的内部由于官方的干预，消除了宗派之间的争议，实现了自东汉以来的又一次统一，为以后儒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条件。然而官方的介入也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对儒学的束缚，使儒学派别之间缺少了相互批评和相互争鸣，许多儒者不敢大胆的言论，限制了一些学者大胆创新的风气，使儒学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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