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绿记》作者:陆蠡
1、分析常春藤的特征和它所体现的象征意蕴。
《囚绿记》写于抗战前期“祖国蒙受极大耻辱的时候”,作者陆蠡当时正在沦为孤岛的上海,他怀念一年前在北平时所住公寓窗外的一树常春藤。作者喜欢绿色,留恋绿色,便将常春藤从窗外牵进房间囚系住它,引为绿友,但它又发现常春藤有一种决不改变的品性,固执的朝着窗外的方向,“永远向着阳光生长”,“永远不屈服于黑暗”。这就进一步写出了他对绿色的爱之深和为什么爱。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这就使读者联想到祖国山河的沦落,体味到被囚系的而枯萎,却固执的朝着窗外阳光的常春藤,便是我们坚忍不拔的民族象征,包含着作者对民族的光明前景的信仰,也体会到作者含而不露地抒发了对破坏和毁灭生命的侵略者的抑郁愤懑之情。同时,这常春藤也象征作者本人向往光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高尚品格。他在常春藤上寄寓了一个正直爱国者的情感和愿望。
2、简析本文的行文线索。
本文的行文线索是恋绿——囚绿——释绿——念绿,其中囚绿是重点,也是惊人之笔。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发现了绿色的特征,从中得到了启示,甚至悟到了绿色的秉性与自己的心灵的相通之处,从而也使这一短文富有强烈的象征意味。
3、简析本文的艺术成就:
首先,构思精巧。散文从南窗外的绿枝和绿影写起,写牵绿,囚绿,放绿,思绿,创造了新文学史上的一种独创性的构思。其次,运用了象征的写作手法,托物言志。作者将“绿”拟人化,写出了她的朝气、执著向阳的精神及其坚贞不屈的性格。第三,抒情含蓄委婉,语言凝练优美,节奏舒缓,具有散文诗的风味。文章以小见大、蕴藉含蓄,行文如流水般自然舒畅,字里行间透出一派天真,而韵味无穷。
《风景谈》 作者:茅盾
1、分析此文的思想内容。
1940年5月,茅盾在延安参观访问和讲学,看到延安军民崭新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深受鼓舞,同年12月写下了这篇赞颂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著名散文。
《风景谈》中一幅幅散发出活力的生活图景,它反映出延安人民革命生活的风貌,它不仅是对黄土高原雄伟壮观的景物的抒写,而且是对一种新生活的向往和赞美,是对延安精神的崇高景仰。作品正是以谈风景为名,讴歌了延安战士博大的革命胸怀,赞颂了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为民族解放而生活、战斗的崇高精神世界和生气勃勃、充实而有意义的新生活。作品名为风景谈,确也是一种深刻有意义的“风景”理论。
2、分析本文含蓄的艺术特色。
首先,含蓄是本文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文章创作和发表于当时的国统区,因此未写明写何处。但当时的读者都明白,这是写陕甘宁边区延安,是延安的劳动者,鲁艺的文化人,延安的抗日青年、干部和战士。
其次,含蓄更表现在名写景,实写人,以景衬人;
第三,以延安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平凡不过一些场景,以小见大,表现了极为丰富的生活内容,歌颂了延安的新人、新生活、新精神;底蕴深厚,有着浓郁的诗意和深邃的哲理。
3、简析本文吸取电影手法的艺术特点。
本文在艺术上表现上还借鉴了电影手法。六个场景由一个主题统率,场景描写融进议论和抒情,犹如电影的解说词,并起到穿针引线作用,把六个镜头有机组接,层层递进,融为一体。
4、简析本文的艺术成就:
首先,风格含蓄蕴藉。《风景谈》名写景,实写人,以景衬人,以延安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平凡不过的一些场景,以小见大,表现了极为丰富的生活内容,歌颂了延安的新人、新生活、新精神,蕴藉深厚,有着浓郁的诗意和深邃的哲理。其次,善于运用鲜明的对比来突出观点。如猩猩峡外的两幅不同景象的对比;两个战士,两种兵――号兵和哨兵的对比等,在对照中得出结论。第三,借鉴了电影手法。《风景谈》一共描写了六个画面,六个画面都由一个主题统率,在场景描写中融进议论和抒情,就象电影的解说词一样,从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这些解说词(或说画外音)把六个镜头有机组接起来,并层层递进,融为了一体。
《包身工》作者:夏衍
1、简析作品的主题。
《包身工》是一篇报告文学,发表于1936年《光明》创刊号。夏衍在写《包身工》之前,在上海的工厂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
作品真实的反映了上海日本纱厂里受残酷压榨的中国女工的血泪斑斑的生活,对毫无人性的日本资本家及其走狗的罪行提出了有力的控诉。通过大量的数据材料,将这个人间地狱的种种罪恶公布于社会,有力的揭露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狼狈为奸,残酷压榨劳动人民的罪行。
2、简析本文将包身工群像和个别典型相结合的人物描写特点。
首先,作者选一个工房包身工群像作为描写重点,从吃、住、做工等侧面,选取有特征场景进行群像刻画。另外,又着重描写了外号“芦柴棒”的青年女工的悲惨遭遇。
作者既对包身工的生活状况作了如实记录,同时又抓住典型事例进行具体描写,这种点面结合的表现方式,不仅使读者从整体上对包身工进行全景式的了解,而且更有利于形象地、深入地认识、理解包工制度的罪恶,揭露日本资本家及其走狗的真面目,因而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3、简要说明作品将具体的场景描写和抽象的议论分析、调查统计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作者把形象描写和理性分析、科学统计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在表现方式上的又一个特点。作品一方面对“芦柴棒”等女工境遇的细致描写,使读者怒火中发。另一方面,作者列出准确的统计数字、翔实的实地调查材料,穿插恰当的议论、分析。从而有力地揭露了包身工制度野蛮掠压的本质,深刻揭示了包身工苦难的原因,并且暗示,这种剥削是在外国资本家和国民党当局的勾结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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