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
1、帝国主义在华强租海港和划分势力范围
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使早就觊觎东北三省的沙俄极为不满。沙俄联合德、法两国迫使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有，中国为此交付赎金3000万两白银。以三国交涉还辽为开端，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俄、英等国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利权，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
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国充当了急先锋。沙俄诱逼清政府先后与其签订《中俄密约》、《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和《旅大租地条约》，把东北三省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德国强占胶洲湾，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把山东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强迫清政府保证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并与其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订租威海卫专条》，把长江流域及我国南部岛屿变为英国的势力。日本把福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法国则把滇、桂、粤三省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承认各国在华势力为前提，要求利益均沾，各国政府相继表示同意。这样，甲午战争后的短短几年间，就形成了各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的危局。中国已变成了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2、帝国主义对华的资本输出
帝国主义列强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还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形成了这一时期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新特点。当时，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资本的主要方式有：
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在列强的争夺和逼迫下，清政府在甲午战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向列强借款。第一次是1895年7月向俄法集团所借的“俄法洋款”。第二次是1896年3月向英德集团所借的“英德洋款”。第三次是1898年3月再次向英德集团续借的“英德洋款”。据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清政府共向列强借款四亿五千一百余万两白银。这些借款，不仅利息高，折扣大，而且都附有政治条件，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对资本主义的财政依赖。
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甲午战后几年间，列强共在中国夺取了长达19000余里的铁路投资权和修筑权。它们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的甚至还享有铁路沿线的行政权和管辖权，使铁路沿线的中国领土主权名存实亡。
投资中国矿山。1896年，美国首先和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外资从此侵入中国矿业。此后，列强纷纷与清政府签订“矿务”合同，攫取矿山投资权和开采权。
在华开设工厂。据统计，1895至1900年间，列强在华设厂总数激增到933家。外资企业已经伸入到中国的各个经济部门。它们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节省了运费，又享有免纳种种苛捐杂税的特权，从而取得了巨额利润，严重排挤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产品。
3、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马关条约》的签订和甲午战后的瓜分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卖国投降、腐朽落后的真实面目，它虽然靠出卖国家领土和主权得以苟延残喘，但统治困难重重，人心思变，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统治危机。
对日本的巨额赔款，逼使清政府先后三次举借外债。从1896年起，清政府每年要偿怀外债本息2000万两，到1898年又增加为每年2500万两，财政更加困难。与此同时，在中日甲午战后几年间，直隶、奉天、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先后发生严重的水灾或旱灾。1896年，湖北发生特大水灾，灾民“饿殍枕藉”。1897年，湖南出现数十年未有的大旱，安徽、江苏、广东、广西等省因淮河、珠江、西江先后泛滥，一片汪洋，数十万饥民在中国南北各省颠沛流离。1898年、1899年，黄河又连续两年大溃决，直隶、山东沿河两岸多被淹没，死亡十六、七万人，灾情之重为百余年来所未见。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连续增加了数百万两的河工与赈灾费用，又见面了灾区1000多万两的田赋，使财政赤字愈加增大，财政危机日甚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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