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
1、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战后，有些爱国的民族企业和工商界人士，痛感战败之辱，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提出自办铁路，自开矿山，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当时，洋务派已无法垄断近代工业，清政府也根本无力再投资兴办新式企业。同时，清政府既已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设厂开矿，如果再对本国民间投资设厂限制过严，也于理不合。因此，只好放松限制，允许民间设厂。据1895年至1898年的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新创办的商办厂矿企业有58家，资本总额达1200万元。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计有8家，资本总额不过400多万元。商办企业的投资额几乎相当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投资额的三倍。
2、维新运动的发端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又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从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变法”的主张，很快得到传授，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在反对封建顽固思想的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看到了洋务运动的弊端，痛感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开始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他们认为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以挽救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越来越多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并在1898年（农历戊戌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康有为是这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后从早期改良主义者和外国传教士的译著中接受了西方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中法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加深，促使康有为思想发生变化。1888年，他利用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第一次上书，说明“外夷交迫”、“兵弱财穷”的危机，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这次上书虽因顽固派的阻挠未能上达皇帝，但却流传民间，影响极大。
康有为为了宣传他的变法主张，一方面，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招收学生讲学，宣传他的主张，培养维新骨干。另一方面，他致力于著书立说，1891年、1896年，康有为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是他主张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根据。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公然宣布为“伪经”，这无疑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声惊雷，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沉寂的局面，而且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从资产阶级改革政治的要求出发，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公羊学派的学说，用公羊学派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学说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认为社会必然要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三个阶段向前发展：“据乱世”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尽管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但他确认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君主专制制度是要改变的，这就直接冲击了顽固派“敬天法祖”的反动思想，给变法维新找到了理论根据。然而，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中还有许多封建毒素。他企图把儒家的某些经典和变法维新思想调和起来，这正反映了康有为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他后来在政治上倒退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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