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的新高涨
鸦片战争后，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依靠不平等条约和大炮的保护，先后向中国派遣的传教士，到19世纪末已达3300多人。他们在中国建立教堂，网罗教徒，收集情报，干涉词讼，挑拨民族关系，进行文化侵略，并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攘夺中国利权，起了重要作用。
近代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61年贵州开始驱逐外国传教士到1870年天津教案。这期间，各国传教士相继在沿海、沿江建立教堂，招收信徒，无视中国的传统礼教和风俗习惯，激起了地方官员和士绅的不满。他们打出了“排斥异端”和“保卫圣道”的旗号，号召和组织官役、兵丁、团勇等起来进行斗争。1870年，更是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数千名群众抗议法国教堂迷拐幼孩等罪行，激起双方冲突，发生流血事件。第二阶段，从天津教案后到中法战争结束。地处抗法前线的云南、广西、广东和台湾、福建、浙江等省人民，群起焚教堂，驱教士，自发地把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与保卫边疆的斗争结合起来，造成很大声势。第三阶段，从中法战争后到1894年中日战争前。由于各国传教士公开与中国的媚外官吏勾结起来，包揽词讼，干涉内政，插手外交，加剧了我国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各地群众反教会斗争继续发展，先后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第四阶段，从甲午战后到义和团运动。从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反教会斗争一直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而且进一步激起了爱国热情，终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2、义和团在山东的兴起及其在北部中国的发展
山东是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发源地。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山东、河南、直隶一带民间的秘密结社，参加者多是贫苦农民，水陆运输工人，手工业者及城镇失业的游民，甚至还有一些中小官吏和破落地主。义和团的发展是在甲午战争之后。1898年，阎书勤、赵三多率领山东冠县义和拳，举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揭开了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序幕。1899年，朱红灯领导了山东平原起义，将原来的“反清复明”的口号改为“扶清灭洋”，矛头直指帝国主义。
义和团在山东的斗争，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惊恐。他们要求清政府严厉镇压，山东巡抚毓贤极力效命，但每战必败，于是改进剿为安抚，义和团在山东得到迅速发展。面对如此局势，清政府屈从帝国主义的意旨，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到山东后，对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疯狂的血腥镇压。广大群众对袁世凯恨之入骨，民间流传着“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
尽管义和团在山东遭到了很大损失，但是义和团运动还在向前发展。1900年春，义和团的主力进入直隶，开始向京津地区进军。义和团的蓬勃发展，使清政府惊慌失措。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集团，对义和团最初采用以剿为主的政策，“严拿首领，解散胁从”。这并没有能阻止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发展。慈禧太后害怕武力镇压会引起更大的“祸乱”，便改变策略，“改剿为抚”。由于清政府默许义和团存在的合法性，义和团在6月上旬陆续进入北京、天津，深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其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壮大，义和团运动形成高潮。
义和团在直隶、京津等地掀起斗争后，特别是在清政府的招抚政策日占上风的时候，“扶清灭洋”更广泛地写在义和团的旗帜上，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扶清灭洋”的口号，集中表示出义和团将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鲜明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这一口号，继承了群众在反教会斗争中逐渐形成的“灭洋保国”的朴素认识。义和团提出“灭洋”，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起了广泛吸引群众参加反帝斗争的作用。但它对洋人、洋教和外来思想统统排斥，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给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带来了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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