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宣战后北部中国的斗争和《东南互保》
在京、津军民反帝斗争的鼓舞下，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日趋高涨，发展迅猛。
首举义旗的山东义和团，这时又冲破袁世凯的高压，“复起响应”，或赴京、津助战，或就地进行斗争，动辄“其数逾万”。
山西省义和团在1900年5、6月间就开始活动，清政府宣战后很快以太原为中心，发展到大同、朔州、五台、徐沟、榆次、汾州、平定各地，焚毁教堂90余所。
河南省的东部地区，也在1900年夏天前后出现义和团的活动。7月初，全省四分之三的教堂被捣毁，其中以围攻南阳靳岗教堂的规模最大。
内蒙古义和团在攻击城川教堂时，封建王公派兵镇压。义和团提出了“上打洋人下打官”的口号，夺取了教堂的枪支，击退前来镇压的士兵。
当时，声势最大的是东北和团抗击俄国侵略军的斗争。团民的斗争从捣毁各地教堂和打击为非作歹的传教士开始，很快就发展到袭击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护路军。清政府对外宣战后，部分清军也和团民共同破坏中东铁路，驱逐俄国侵略者。俄军在大举侵犯东北的过程中，制造了血洗海兰泡、强占江东六十四屯、火烧瑷珲城等惨案。东北义和团和清军怀着民族仇恨，武装抗击俄国侵略军。
义和团和清军在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使帝国主义胆颤心惊。英国既害怕义和团发展到它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又担心清军愈来愈倒向义和团。于是想通过刘坤一、张之洞加强对长江流域的控制。刘坤一、张之洞本来就竭力要求慈禧太后“明降谕旨，力剿邪匪”，更害怕英国舰队开进长江自行保护，此时得到英国的承诺，便立即电告清政府驻英公使，要他向英保证，将“不惜代价，采取有力措施”，维护英在长江流域的一切权益。继英国之后，美、德、法等帝国主义也参与策划“东南互保”。在英国的策动和盛宣怀的积极串通下，6月26日，刘、张授权盛宣怀和上海道台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会商，共同炮制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都对“东南互保”表示支持。浙江巡抚刘树棠宣布参加“东南互保”。闽浙总督许应癸于7月14日同俄、英、美等六国签订了《福建互保协定》。东南督抚的这些行动，表面上与清政府的“宣战”有抵触，实际上同它的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一贯方针是一致的。
6、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
联军占领北京后，曾将北京城划为俄、英、日、美、法、德几个占领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烧杀抢掠，暴行累累，骇人听闻。
慈禧太后在逃往山西前往西安的路上，一方面发布命令，要官兵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净根株”；一方面任命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匡为议和大臣，要他们尽快和帝国主义商议和谈。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合流，共同镇压义和团。
1901年9月7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11个帝国主义国家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是：（一）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为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二）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民不准在这个区域内居住，帝国主义各国可以在这里驻兵；（三）大沽炮台以及从北京到大沽沿路的炮台“一律削平”。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12个战略要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四）惩办在义和团运动中和帝国主义作对的官吏；（五）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以办理今后对帝国主义的交涉。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列强除了穷凶极恶地对中国人民敲榨勒索外，还重新确立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它们的在华代理人。清政府也彻底投降帝国主义，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公开保证永远禁止中国官民成立任何反帝组织和坚决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虽然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但中国人民敢干同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慨，使帝国主义分子认识到要瓜分中国是不易实现的，而不得不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正是义和团运动所显示的力量打乱了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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