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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这一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康有为闻讯,即从上海赶赴北京,在12月和第二年的1、2两月,连续三次向光绪上书(即第五至第七上皇帝书),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同时再次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这对光绪帝震动很大。光绪帝一方面深感民族的严重危机,不愿做亡国之君;另一方面企图通过变法摆脱慈禧对他的控制。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历史上也称为“戊戌变法”。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几十条改革的诏令。主要内容有: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等。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等等。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迭的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等等。
    尽管变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但新政的推行在许多方面对封建制度都有所触动,这必然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四天,慈禧就迫使光绪下三道谕旨:革去光绪的智囊、帝党中坚翁同?一切职务,驱逐回籍;新授二品以上官员要向太后谢恩;任慈禧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并兼北洋大臣,统帅北洋三军。这三道打击新政的命令,为顽固派发动政变完成了准备工作。
    为了克服后党的阻力,反击后党的进攻,9月4日,光绪下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六人革职。次日,任命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7日,又将对抗变法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帝后党斗争白热化。慈禧太后加紧策划政变,派人与在天津的荣禄密谋,准备于10月在天津阅兵时废黜光绪帝,捕杀维新人士,政变已呈密云欲雨之势。既无武装又无群众的维新派将希望寄托于曾加入过强学会、统带新军的袁世凯,以对付后党顽固势力。而袁世凯大耍两面三刀手法,一方面答应维新派的请求,表示愿保护新政举兵杀荣禄,另一方面则立即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下令囚禁光绪,宣布废除维新诏书和新政措施,革除、逮捕、流放和摧残维新人士以及支持维新派的官员,再次“垂帘听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十九世纪末年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狂涛恶浪,挺身而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要求维护民族独立,是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他们大胆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要求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变革封建专制政治,发展资本主义,是一次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变革运动。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旧学,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产生了极大影响。所有这些都说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是由于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企图在不推翻清朝反动的封建政权、不触动帝国主义的前提下,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用“和平”、“合法”的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其结果只能碰得头破血流。戊戌变法的失败还表明,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找不到真正打破旧势力的力量源泉,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结果只能依靠一部分封建官僚为后援,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
    6、思想文化的更新及社会风气的转变
    戊戌变法不但在政治变革上是一次历史的超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
    维新志士们在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探索和斗争中,以大无畏的勇敢姿态,对陈旧腐朽的旧文化和顽固势力愚昧守旧的思想状况,进行了痛切的批和鞭挞。在反对旧学、提倡新学,批判“中学”、提倡“西学”的同时,他们在许多思想和文化学术领域有所创新、有所建树。在社会思想政治学说方面,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政论,在思想学术界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除了社会政治思想外,在其他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也开创了新的局面。在历史学方面,黄遵宪、梁启超等开始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在文学艺术领域,黄遵宪法成为“诗界革命”的先驱,梁启超等人则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并对小说的社会作用开始高度重视。在教育领域,实行重大改革,规定教学内容上应博采西学,考试内容上改试策论,同时拟普遍兴办学校。在新闻出版事业上,也有了初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主要报刊有已30多家,还出现了新开设的多家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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