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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组织南昌行营，亲任行营主任兼总司令，准备向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月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改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鉴于第一次“围剿”中“长驱直入”方略的失败，国民党军改取“稳扎急打，步步为营”的方略。4月初，20万国民党军分4路向中央根据地进犯。是时，根据地红军3万多人，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实行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方针。5月16日，红军在富田重创国民党军两个师。从5月16日至31日，红军打了5个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的同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国民政府调集了以中央军为主的30万兵力，以政府主席蒋介石为总司令，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鉴于第二次“围剿”的教训，国民党军重新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方略，谋求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予以聚歼。是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仍然只有3万人左右，且未得到体整补充，故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从8月7日至11日，红军伏歼了突进的国民党军两个师又两个团。随后，又牵动敌军东追西进，致使敌军在寻同红军主力决战未果中饥疲不堪而撤出根据地。红军先后共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的同时，鄂豫皖革命地也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革命根据地3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保卫了红色政权，扩大了根据地和红军。其间，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红军已发展为两个方面军(即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4个军团(即红一军团、红二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的编制计10多万人。革命根据地3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中共党和红军积累了国内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原则包括：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此外，革命根据地3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红军将领及军事人才。 （2）苏维埃政权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发动武装起义、开辟革命根据地和创建红军的之际，便开始了建立和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在武装起义阶段和革命根据地初建之际，各地的革命政权名称不统一，有的叫工农政府，有的叫工农兵政权，有的叫农民政权，有的叫苏维埃政府，等等。随着1928年6月中共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传达各地后，各地各级革命政权即改称为各级苏维埃政府，红色区域改称为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制结构，分为乡、区、县、特区(省)和中央等5个层级。其中，乡、区、县基层政权的区划基本沿袭旧的区划，特区(省)地方政权则一般以某一具有相应规模、独立的根据地区域区划。到1932年底，特区(省)政权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0年3月建立)、鄂豫皖特区政府(1930年6月建立)、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1930年9月建立)、湘赣省苏维埃政府(1931年8月建立)、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1931年9月建立)、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2月建立)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1931年11月7日，在纪念十月革命节14周年之际，中华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政府的任务和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还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大会选举毛泽东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同时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根据地各级政权的建立，是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虽然各地各级苏维埃政权的稳定、巩固程度不一样，政权的范围较之南京国民政府小得多，且谁也不曾预料她究竟有多大的生命力。然而，她却以其完备的政权结构和法制，局部地改革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革命在全国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因而，不能简单地用成败来否定她。当然，作为总结历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以及各地各级政权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某些不足和失误问题，则是可以研究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