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启蒙思想家的社会理论中，表现出了比较突出的自然主义倾向。首先，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上，启蒙思想家反对宗教神学把人等同于精神性的灵魂的做法。他们极力强调的是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是作为现实的，具有活生生的肉体和物质需求的人的属性，因此，在他们那里，人都是自然人。比如，属于百科全书派的著名思想家拉美特利就提出“人是机器”的命题，把人和机器、动物、植物等量齐观，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的齐一性。而伏尔泰则追随拉美特利，把人与动物相等同，甚至把人的自由理解成动物所具有的自然本能，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理解为人在自然本性上的平等，即理解为人作为自然一部分这一点上的平等。总之，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通过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强调人的自然本性而表现出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其次，启蒙思想家的自然主义倾向还表现在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上。他们认定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是由具有自然本性的人所构成。他们大多也是自然法学说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社会的秩序是由法律来维护的，而人为法的依据又是自然法；人类社会是有规律的，而这种规律也就是自然规律，或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类社会服从于自然规律，服从于自然的必然性。他们把理想社会看成是和自然相一致的社会，好的社会政治是自然政治，好的社会体系是自然体系。18世纪启蒙思想家表现出来的这种自然主义对于反对封建专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它也有自身的缺陷。比如，他们把自然与人、与人类社会相融合，其结果则忽视甚至否定了自然与社会的区分，又如由于他们把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相等同，把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相等同，其结果，尽管他们想说明人的自由和主观能动性，但是这种自然化了的人及其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服从于必然性的人和社会，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已经被自然的必然性所淹没，真正弘扬人的自由与主体性的工作，则留给了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们。
（3）普遍相信人类社会的进步性。他们坚信随着人们越来越能够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人们就能越来越多地获得各种知识，人类的社会生活也会越来越好。社会总是进步的，向着完善发展的。这种思想，就是被人们认为是唱反调的卢梭，在内心中实际上也是如此看待的。这种人类不断进步的思想，是启蒙思想家在反对旧制度，创立新制度时最基本的信念，也是社会思想中值得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
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大多服膺于理性主义（只有少数人例外），持理性主义观点，在理性主义史家看来，理性的力量被认为是改造社会、拯救黎民百姓的灵丹妙药和唯一力量，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继承与发扬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史学的传统，并把它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他们摒弃虚妄的神学史观，并公开鼓吹“自由、平等、博爱”，进而以历史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这要比人文主义史家在那时还打着复兴古典史学的旗号，显然要坚决得多了。他们从共同的人性出发，来探求社会历史变化的规律性，普遍相信历史发展的进步性，认识到人类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这种历史观点比起人文主义文学家仅满足于探讨所谓人的价值又深化了；他们努力开拓历史编纂学的新领域，开始打破西方史学中的政治史传统，引入文化史，重视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力图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列入历史研究的领域；他们扩大了历史编撰的地理范围，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世界通史，这与人文主义史家多局限于编撰一城一地的地区史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用理性的眼光对历史进行批判的思考，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赋予历史以哲学的意义，历史哲学兴起。
启蒙思想家基本上是以感觉主义哲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英国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哲学对启蒙思想家有很大影响。在认识论上，洛克主张“白板说”，根据这种学说，人在其初期大脑就像白板一块，人的知识都是来自外物，来自人的感官对外物的感知。这种学说，除了证明人们在本性上是平等的，即一开始都是无知的之外，还在于它说明人的一切思想都来自外物，来自环境。人的善来自好的环境，人的恶来自坏的环境，要想使人由恶变善，就必须首先使环境由坏变好，这就要求人们改造环境，特别是改造我们周围的社会政治环境。洛克的学说把人的自我完善由内在反省修养转变为外在改变周围环境，而18世纪的社会思想家所要的就是改造环境的理论。但是，这样也带来一些问题，从感觉主义出发去看人，把人性仅仅归结为趋乐避苦的感觉特性，这就必然把具体的人变成抽象的人，把社会的人变成生物学上的人，再加之他们的自然主义特征，就使得人与环境的关系变成了抽象的生物学上的人与外界自然环境的关系了，这就出现了以地理环境来说明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等现象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另外，由于坚持感觉主义，而感觉又是外物作用的结果，这样以感觉为中心的人就成为被动的人，完全为外界环境所支配的人，而这种人是无法改造社会的。
总体上说，启蒙思想包括两大信条，其一，相信宇宙万物都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人类社会也受其支配。自然法则反映在认得头脑中便是理性。理性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凡是违反理性的，都应予以打倒。不过也有例外，如卢梭就反对理性。其二，相信人类过去充满黑暗和愚昧，而人类未来则是一片光明。人类的状态总是逐步改善的，人类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进步意义。启蒙运动以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历史前提，它启迪了蒙昧的民众，有力地推动了近代西方社会的前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启蒙运动直接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做出舆论上的准备。启蒙思想家的相关思想也成为资产阶级日后用来改造社会和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指导思想。不仅如此，启蒙运动的思想还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对美洲、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了思想上的启蒙，比如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就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影响。
启蒙运动也有其时代局限性。虽然启蒙思想家笃信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并宣称要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一个他们所梦寐以求的“理性的王国”，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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