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论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在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阐发儒家经典时，便已经有了“天人感应”等神学内容，西汉中叶以后，随着封建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带有神学色彩的今文经学再进一步堕落而成谶纬神学。到了东汉时，皇帝亲自出面在协调今、古文经学、谶纬神学各派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一经学，编成《白虎通义》。它的出现，标志着汉代建立官方的经学思想体系的终结。
一．谶纬迷信思潮
董仲舒以其固有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到西汉末年，就很快与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相结合，终于形成一种反理性的思想逆流。表现在哲学认识史上的消极影响和促退作用。西汉末年，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和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激化，包括董仲舒的神学世界观在内的官方经学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直接和当时社会流行的谶纬迷信结合起来，形成一股神学思潮，弥漫整个东汉一代。
所谓“谶”，本义是应验。后来就成为了方士和巫师用一种隐秘的语言来“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而宣扬这种宗教预言的书，就叫做“谶书”。 “谶书”的作者为了增强神秘性，还在“谶书”中画有很多古怪的图画，因此"谶书”也叫做“图书”、“图谶”。就内容而言“纬”直接假托鬼神，以政权兴亡为主题，影响了广阔的社会层面。作为一种预言式的宗教活动，在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在《史记》中的《秦本纪》、《赵世家》、《陈涉世家》等篇章均有所记载。符谶为主要内容的天帝鬼神迷信思想，在秦汉之间便已广为流传了，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但那时的"谶"纯粹是一种宗教迷信，并没有任何哲理的意味，与儒家的经义也没有任何联系。
但从西汉中叶起，情况便不同了。随着儒家经学地位的确立和儒家经典被奉为神圣，“谶”开始与儒家逐渐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儒家需要以符谶为内容的宗教迷信来为封建主义的皇权统治进行论证；另一方面，“谶”也需要依傍经义来扩大其宣传效果。因此，两者逐渐合流。
所谓“纬”，是对“经”而言的，是有儒生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学说对儒家经典进行穿凿、附会、演绎而成的神秘说教。“纬书”的实质，是神学迷信、阴阳五行、和经义的结合。就内容而言，“纬”直接假托孔子，依傍经书发表神学预言。顾颉刚曾指出：“这两种在名称上好像不同，其实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大分别。实在说来，不过谶是先起之名，纬是后起的罢了”。西汉末年社会动乱，统治阶级各派别纷争激烈，农民起义彼伏此起，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都转向利用谶纬迷信维护自己的利益。依靠谶纬而上台的东汉统治者们，对于谶纬神学深信不疑，谶纬在东汉更是高度兴盛。
二．《白虎通义》
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至章帝是已有200多年，其间经学得到充分发展，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陷入烦言碎辞。这种状态妨碍着经学发挥统治思想的作用。同时今、古文经学内部以及正统经学与谶纬神学之间矛盾重重，派别纷争不可收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京师白虎观举行了一次讨论经义的会议，制定朝廷对经书的统一解释，称为白虎观会议。会后，班固奉命将记录整理编辑成书，即《白虎通义》，也称《白虎通》，或称为《白虎通德论》。
《白虎通义》是一部名符其实的经学通义，不像一般经学著作那样解释个别经书的章句，而是就经学涉及的重要问题作理论性的说明。全书分四十三个篇目，内容包含封建时代社会生活、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从儒家经典出发作出了扼要解说。同时是经朝廷群臣讨论，由皇帝钦定的解释，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制度的作用。
《白虎通义》突出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三纲五常。抓住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最本质的原则，以君权和父权来稳定统治秩序。在礼义方面。规定了各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尊卑有序，这种礼义被制度化，成为不能僭越的规定。同时为了维护君权、父权，《白虎通义》十分重视仁、义、礼、智、信五种伦理规范。称为五常。认为五常的实质就是以五常之道进行教化。使君权、父权得以巩固，社会的贵贱、亲疏、长幼关系不会错乱，王道——封建社会的理想局面的实现。
《白虎通义》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主义的君权、父权、夫权、族权，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它没有真正统一经学，直到兼通诸家的马融、郑玄注群经，才真正把经学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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