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到有元一代，中原儒家传统政治文化遇到了来自北方蒙古族的冲击。作为中原儒家学者，不能不考虑以何种方式来承续儒家政治文化。此时儒家“用夏变夷”的传统观念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郝经的主要思想
元代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理学思想家，尤其在元代初期，许多的理学家为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以及发展，乃至最后成为官学，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元初最要的理学思想家主要有赵复、许衡、刘因、吴澄、郝经等。赵复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其在理学的传播和发展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许衡是当时北方理学的主要代表，对朱熹的经学进行继承和发扬，提出理学应该务实的想法。吴澄是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在传统力学的基础上，提出朱陆之学应该和会。
郝经（1222——1275年）字伯常，泽州陵川人，其家世代为儒士，家庭对郝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青年起，郝经就立志要读书以经世致用。郝经的学识受到元朝统治者的赏识，显宗二年（1253年），忽必烈就向郝经请教过治国安民之道。郝经的学术渊源一方面是受到家庭的影响，一方面又受到赵复的影响，是两方面结合的产物。
郝经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根源，是生化之源，天地万物之统体。其对太极的理解源于周敦颐。在心性和道德修养方面，郝经赞同二程的“性即理”的观点，但是有所发挥，认为心兼通理气。在此基础上，郝经提出一套存心、定情以存天理、去人欲的次道德修养功夫。在经史论方面，郝经治经贯穿“六经一理”的思想。即认为，“六经”所载惟一理。郝经认为，“六经”是万世常行之典，非圣人未能作，圣人“与道为一”，是道之主宰。总之，“六经”乃是载道之书。郝经治经在于禅法义理，所以才会有“六经一理”的学说。在论史方面，他提出：“天下有定理而无定势”的命题，并加以详细论证。
二．以“夏”变“夷”的思想
宋元之际，中原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遇到了来自北方蒙古族的冲击，作为中原新儒家学者不得不考虑以何种方式来继承儒家政治文化。此时，儒家发挥了“用夏变夷”的传统观念，这样就以与蒙古统治者合作为代价，减轻了对中原文化的冲击，延续了儒家历代相承的“道统”。
“用夏变夷”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上》，其基本内涵就是，以先进的诸夏文化去影响和感化中原以外的文化落后的、偏远的部族。而华夏与夷狄的划分也是以是否接受华夏的先进的“礼治”来划分的。这种划分观念，是我国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多民族长期融合的历史过程的反映。
郝经在新的历史时期，融合“用夏变夷”的观念，提出了“能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主”的政治观念。他认为只要异族能够对汉族地区实行礼乐之治，就应该给予支持和服从。认为判断一个入主中原的非汉族统治者是否贤良的准则是，是否“以汉法为证”。其赞赏北魏孝文帝的做法，认为北魏孝文帝是“用夏变夷的贤主”。（《陵川文集》卷三二《班师议》）由此，推出他“能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主”的政治原则。这体现了中原儒士与异族统治者之间政治上合作的前提——“行汉法”。他认为元主忽必烈，也是“能行中国之道”的贤主，因而他把自己为元朝服务的做法，看做是光明磊落的。
郝经向蒙古统治者提倡采用经学、汉法，是保存中原先进的文化，重建儒家政治秩序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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