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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改革的文化连续性 虽然教育改革是对社会共同的变革趋势做出的反映，但是由于各国文化的不同，其教育变革又有许多差异性，表现出了极强的内在连续性。从世界范围看，教育改革似乎有这样一种特征：即政治、经济制度相同的国家，其教育变革的路径却有所不同，相反，属于同一个文化圈的国家，虽然政治制度不同，但其教育改革却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是教育改革的文化连续性。 以中国的教育改革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所进行的素质教育改革，既有对社会发展依附的特征，更有内在的连续特点。从社会依附视角看，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认为，自工业化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掠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污染，导致人类赖以立基的资源正在急速削减、生态也正在急剧恶化，人类的增长已到了极限。为了使人类能持续地在地球上生存，罗马俱乐部提出了悲观的 “零增长”政策，但受到批判。经过重新思考之后，罗马俱乐部在80年代初连续发表了《世界的未来》和《学无止境》两个报告，认为，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人自身的问题。人类若想走出这场全球性危机，就必须发展人类自身，充分地挖掘人类自身所具有的无限潜能，改变传统的维持性的学习方式，倡导一种创新性的学习方式，因为学习是无止境的。“创新性学习”政策虽然积极，但却助长了人类的掠夺行为。退休后的罗马俱乐部主席奥雷利奥¡佩西开始反思以往的政策，写出了一本自传体的著作《人类的素质》认为，创新性学习固然重要，但不能因此而放弃人类人文道德素养的提升。这便是素质教育的国际背景。 但中国所进行的素质教育改革除受国际趋势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具有内在独特的文化连续性。我国在所谓的“素质教育”名义下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解决的都是供求矛盾问题。在建国初期，我国就确立了“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教育方针。由于教育向广大工农群众开门，翻身得解放的工农群众都希望能走进校门。然而，当时的学校数量有限，所以希望受教育人数的无限性和国家所能提供的学校数量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刘少奇在调研的基础上于1958年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 的政策，即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这一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