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际政治理论由以国家层次的理论为主发展到以体系层次的理论为主，并出现了更为微观的决策者层次理论，理论体系在结构上更加完善，在分析层次上渐趋丰富。卡尔、摩根索等传统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从国家的自主行为与国家间的互动角度来研究国际政治现象，基本上没有涉及
超越国家之上的国际体系，所以他们的理论被普遍认为是国家或单元层次的理论。70年代以后，体系理论大量涌现。体系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对国际体系进行宏观的整体研究；二是从国际体系的整体主义角度对国家行为进行研究。70年代以后，以国际结构、世界体系等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体系理论开始出现，代表人物有肯尼思·沃尔兹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沃尔兹是新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代表作是《国际政治理论》，该书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国际结构的概念（international structure），并认为国际结构是一种体系力量，影响甚至制约着国家的行为。80年代以后，体系理论成为学者们理论建构的主要目标。例如，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构建了以国际制度为核心的体系理论，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构建了以文化为核心的体系理论。
超越国家之上的国际体系，所以他们的理论被普遍认为是国家或单元层次的理论。70年代以后，体系理论大量涌现。体系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对国际体系进行宏观的整体研究；二是从国际体系的整体主义角度对国家行为进行研究。70年代以后，以国际结构、世界体系等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体系理论开始出现，代表人物有肯尼思·沃尔兹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沃尔兹是新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代表作是《国际政治理论》，该书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国际结构的概念（international structure），并认为国际结构是一种体系力量，影响甚至制约着国家的行为。80年代以后，体系理论成为学者们理论建构的主要目标。例如，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构建了以国际制度为核心的体系理论，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构建了以文化为核心的体系理论。 
（2）学派辩论深入发展，推动学科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继60年代之后，这一阶段又先后爆发全球主义学派与现实主义学派、新现实主义学派与新自由主义学派、实证主义学派和后实证主义学派的三次学术辩论。全球主义学派认为六七十年代以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相互依存阶段，世界范围内的跨国联系和多层次多渠道的交往前所未有地增加，主张把国际政治当成全球统一整体来看待，而不仅仅是国家间关系。它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代表作是他们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进入80年代以后，基欧汉和奈等人在强调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逐渐构建了以国家间制度合作为中心观点的理论，演变为新自由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学派，并开始了同新现实主义学派的辩论。 80年代中期以后，就在“新-新”辩论尚未完全结束的同时，以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为主体的反思学派开始对以理性主义范式和实证主义认知论为哲学基础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展开批判。反思学派在本体论上，强调要重新发现行为主体的认同、观念等对国际行为的影响作用；在方法论上，强调诠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在价值论上，强调恢复国际伦理和国际道德的重要性。
通过辩论，国际政治学由过去只强调国家是惟一重要的行为体发展到及强调国家行为体，也重视跨国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由过去只关注权力政治到重视制度甚至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由过去强调军事、安全等“高级政治”到关心经济、文化联系等“低级政治”；由强调国家间冲突与对抗的一面到关心国家竞争与合作的一面。辩论解放了思想，使学科内各个分支领域的研究更加专门和深入，各种新理论如相互依存理论、博弈理论、威慑理论、危机处理理论、国际制度理论、世界秩序理论等不断涌现或深入发展。在辩论中也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如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是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等。
（3）新兴学科领域不断涌现，国际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推动了国际政治学新兴学科的不断产生，出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国际政治社会学等次学科领域。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外交系，1964年又开始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际政治系，这些教学机构和中国社科院的国际片研究室以及中央国家机关的相关政策研究部门成为新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最早研究机构。但由于起步较晚，又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才步入正轨。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际政治学以引进和介绍西方、苏联、东欧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主，并着手探索有中国特点的解释国际政治的视角和概念模式。
第四阶段：国际政治学的新型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现在）。
冷战结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对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使国际政治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新型国际政治理论出现，原有理论不断发展。冷战的结束使传统理论面临着解释的窘境，为新理论的催生提供了契机。冷战后最有影响的是建构主义理论，它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温特，代表作是《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99）。建构主义作为新型理论，与传统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本体论，即世界观上的不同。传统理论认为国际社会现象本质上是权力、制度等物质力量的体现或相互作用导致的，而建构主义则把国际社会现象看成是由行为体的观念建构、影响或者决定的，行为体的观念、文化形成了一种国际结构，成为影响国家行为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制约因素。除建构主义外，双层次博弈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治理理论等新型理论也比较有影响力。在新理论发展的同时，原有理论也在不断进化，如在现实主义阵营内出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而新现实主义则进一步分化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两大学派。
（2）国际政治思潮不断涌现。冷战的结束使国际政治学领域新思潮、新观点不断涌现。短短十几年时间，在西方国家就先后出现共产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评论、第三条道路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新帝国论等国际政治新思潮。这些观点不一定具有科学的论证程序，概念和理论的逻辑严密性也参差不一，但都因为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或实用价值而风行一时，成为具有巨大影响的流行思潮。
（3）理论、思潮与外交实践间出现前所未有的互动势头。冷战的结束既被西方学者看作是地缘政治的胜利，也被视为西方“自由”、“民主”观念的胜利，使得学术研究与外交事件的结合程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有所提高。全球治理理论风靡一时，世界秩序新论成为老布什政府推进美国“领导世界”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柱；第三条道路、人权高于主权、民主和评论直接成为克林顿政府人道主义干涉、人权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或作为其政策制定的基本思考前提。而新近出现的“新帝国论”更是为美、英等国的先发制人战略进行赤裸裸的辩护。
冷战结束后，在美国继续引导国际政治研究新方向的同时，其他地区也都处于快速发展之中。例如，北欧地区对于国际关系学派辩论的学历思考研究、英国学派的继续深入发展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在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和评论翻译更具系统化和专业化，并开始了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原创性研究，逐渐形成一些强点，在理论探索过程中也呈现出中国的特色。在时代问题、世界的主要矛盾问题、国际格局问题、国家利益问题、南北关系问题、人权问题、主权问题上开始显示出较强的实力；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加多元化，并正确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注意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和科学方法，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科正逐步走向成熟。
以上国际政治学的发展阶段只是相对而言的，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种特征并不都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截然分开的，分类和分段只是为了对国际政治学发展历程中那些相对突出的人物、作品和令人记忆深刻的事件和现象进行更方便的归纳和说明，而不是设置一个人为的框架，去限制对学科实质内容的具体探索，更不是为了认为的需要去裁剪历史和歪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