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的提示：公元1644年至1911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时期。清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满族的政权，它实际上与明朝并存了一段时间，当时的势力范围只不过是在山海关以北地区。1644年当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明王朝瓦解后，清人大举入关，正式开始了清朝时期。
 ○清康熙皇帝 |
清王朝统治中国共267年。它从定鼎北京起，经过40年的征服战争，统一了中国。为巩固政权，它采取了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的措施，一度国势增强，社会繁荣，版图辽阔，出现过史家所称的“康乾盛世”。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阶级的腐朽，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便又走向了衰落。待到19世纪中叶的道光年间，中国受到丁外国列强的侵略，清王朝的架子虽然没有倒塌，社会性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文学，上承明中叶以后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属于中国文学近古期的第一段。然而，清代文学又呈现出一种集中国古代文学之大成的景观，各种文体都再度辉煌，蔚为大观，取得不容忽视的成就。
第一节 清代的政治特点
一．清朝政治的两大特征
与前代文学相比，清代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明清易代之际，抗清志士、遗民诗人以及钱谦益、吴伟业等对鼎革或激烈、或隐曲地反映将古代文学与政治色彩大大强化了。
清朝政治特征最值得注意有两点：
第一个特征：自始至终存在着比较尖锐的民族矛盾。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除了军事之外，其它各方面都落后于汉人，加上清政府在全国的统治是在经过残酷的杀戮以后才建立起来的，所以，汉人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始终都没有消除，这种矛盾在清初和清末表现得尤其突出。作为被统治的汉人来说，他们总要寻找机会来反抗清政府，或通过其他形式发泄心中的不满；作为清朝统治者来说，他们总对汉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怀疑汉人的言行。
第二个特征：在文化思想领域实行高压禁锢政策。
此一特点与第一个特点互为因果关系，主要表现是通过文字狱、禁止和销毁书籍以及科举考试等进行镇压和控制。在清朝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文字狱不下数百起，动辄杀人数十，株连数百。这些文字狱的起因往往都是清朝统治者怀疑文人的作品中有反清思想，例如著名的明史案、沈天甫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汪静祺案、吕留良、曾静之案等。清政府想以此来恐吓威慑文人在文化领域里的反抗情绪。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维护政权的稳定，将一些他们认为有负面作用的书籍销毁或改动。《四库全书》的编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把“辞含激忿，意存感慨”的异端书籍清理出来，集中加以销毁。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对政权的隐患，清朝政府继续沿用了明朝政府的办法，以孔孟思想和程朱理学为内容，实行科举考试，以孔孟思想和理学来禁锢束缚人们的思想，以八股文来吸引人们参加考试，毒害人们的心灵。以上两大特点对清代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 四 库 全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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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乾嘉学风对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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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文化政策及乾嘉学风也多方面地影响到文学。桐城派古文及其正宗地位的确立，与科举考试用八股文和汉学的兴盛都有关系。古文原本包括应用散文和文学散文，明末清初的小品文和大量迹近小说的传纪文，显示着古文中文学散文的发展。桐城派理论奠基人方苞提出“古文义法”说，即所谓“言有物”、“言有序”，讲求的是文章之“雅洁”。他是信奉程朱理学的，曾奉敕，选录明清诸大家的时文，编成《钦定四书文》，颁为时文程序，被称为“以古文为时文，允称极则”(《清史稿》卷八十一“选举三”)。他的以“雅洁”为标准的“义法”说，也就是以雅正的文辞，简明有序地记事、议论。就他对历代文章的评论，特别是对清初吴越遗民“尤放恣”、或杂小说家言、“无一雅洁”的指责看，有排挤文学性散文的倾向，形成对明清之际的古文风格的反拨。当时便有人说他“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到姚鼐又将“古文义法”说，发展为“义理”、“考据”、“辞章”的三合一，这显然是受方始兴起的汉学的影响，连学术也纳入文章的要素，与他自己论文章的“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的理论，就相抵牾了。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大抵望溪处于康雍‘宋学’方盛之际，而倡导古文，故与宋学沟通，而欲文与道之合一，后来姚鼐处于干嘉‘汉学’方盛之际，而倡导古文，故复与汉学沟通，而欲考据与词章之合一。他们能迎合当时统治阶级的意图而为古文，又能配合当时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学风以为其古文，桐城文之所由成派，而桐城文派之所由风靡一时，当即以此。”(第七十六节“方苞古文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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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之学术思想还渗透进诗歌和小说领域。在诗歌方面明显的表现是翁方纲对王士慎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修正、别解，提出他的肌理说。王士稹生活于康熙朝，他主神韵说是将诗尚含蓄蕴藉的特点强调到极致的程度，变得不可捉摸，与社会现实拉开了距离。沈德潜生活于乾隆朝，论诗悉依儒家诗教，尚温柔敦厚，中正和平，声雄韵畅，统归于格调，成“盛世之音”。翁方纲认为诗皆有格调、神韵，都虚而不实，“无可着手”，于是“指之曰肌理”。(《仿同学一首为乐生别》，《复初斋文集》卷十八)他所谓“肌理”，意即可以捉摸的“理”，包括义理、文理，类乎方苞所说“有物”、“有序”，也就将“理”作为诗之本、诗之法。所以他称宋人作诗三昧是：“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穷极历代体制之变，搜讨古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石洲诗话》卷四)在他看来，“考据训诂之事与辞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蛾术篇序》，《复初斋文集》卷四)这样，诗便不是陶冶性情，而是可资考据学术渊源、历史是非得失的材料。汉学成为一种风气，也影响了小说：
一是历史小说重在叙述历史事件，如《东周列国志》，作者自谓是“有一件说一件”，“哪里有功夫去添造”，不仅可作“正史”看，而且可学到稽古、用兵之类的学问(蔡元放《东周列国志读法》)。
一是“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如《野叟曝言》、《镜花缘》等，作品虽有人物、情节，也有思想内蕴，但以逞才学为能事，添入许多学问、技艺，便违背了小说艺术的本性。应当说文化专制造成的汉学学风，也造成清中叶文学的背离文学的滞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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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的一个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的学派。因为它采用了汉朝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因为这一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又有“朴学”、“考据学”之称。
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一般都认为是清朝封建统治阶段残酷镇压和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产物。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探讨，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受到朝廷的欢迎和鼓励。因为封建统治阶段竭力想培养思想锢蔽、眼光狭隘的驯服奴才，以巩固它们的专制统治。古籍的考据，不仅不会背离封建统治阶级的理论准则和最高利益，而且它还将成为日益衰落的程朱理学的辅助和补充。
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这样上行下效，在学术领域出现了“家谈许郑、人说贾马”（许慎、郑玄、贾逵、马融，都是汉朝著名经学注疏家、语言文字学家）的新气象，考据学大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