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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中国流通的货币主要有银两、银元、银角和铜元四种，此外还有各种纸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即试图统一币制。1933年4月，财政部发表“废两改元”公告，规定自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以规元银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元一元为标准。废两改元的实施，废除了银两这一落后的货币制度，确立了银本位制，并进而统一了全国的货币。 在中国推行“废两改元”前后，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也发生重大变化。其间，白银价格大幅度提高，使得中国银元大量流向国际市场，被美国等当作白银收购。为了防止白银外流，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实行法币政策。政策主要内容为：(1)废除银本位制。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之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纳粮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2)实行白银国有，作法币的准备金，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自11月3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法币政策的实施，是中国货币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进一步统一了全国的货币，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由于实行白银国有，稳定法币汇价，安定金融行市，有利于国内外贸易发展和金融业的改造；由于采取货币减值的办法增加货币流通量，使物价回升，刺激了农工商业的发展。 5、重建中外关系的尝试与受挫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继承了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企图通过与列强各国的和平谈判，达到废除旧约，另订新约，重建中外关系的目标。 还在1927年8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即发表对外宣言，首次向列强提议“改订新约”，未得到响应。1928年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长王正廷再次发表修改不平等条约宣言。宣言称：“中国80余年间，备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此种束缚，既与国际相互尊重主权之原则相违背，亦为独立国家所不许”，“今当中国统一告成之际，应进一步而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7月7日，外交部公布重订新约的三个原则：(1)条约已届期满者，废除旧约，另订新约；(2)尚未期满者，以正当之手续解除另订；(3)旧约已期满新约未订定者，另订适当临时办法。自此，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全面启动，内容包括改订通商条约及关税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改组上海两租界法院，以及收回租界及租借地交涉诸方面。而根据实施的情况来看，主要限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方面。 关于关税自主问题。是时，与中国订有协定关税条约的共有12个国家。其间，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最早照会南京国民政府外部长，声明愿与中国订立关税新约。7月25日，订立《整理中美两国关税条约》，该条约承认中国实行关税自主。随后，中国又陆续同挪威(11月10日)、比利时(11月12日)、意大利(11月27日)、丹麦(12月12日)、荷兰(12月17日)、葡萄牙(12月19日)、瑞典(12月20日)、英国(12月20日)、法国(12月22日)、西班牙(12月27日)等先后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要约”，这些条约均在原则上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 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当时，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共有16个。其间，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等国有条件的或有保留地承认撤销领事裁判权，而英、法、美、日等几个主要国家一直未表示同意。1931年5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规定自1932年1月1日起，所有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人，均应受中国法院的管辖。同时，仍给外人以一定的特殊照顾。但该条例公布不久，九一八事变  便发生了。为缓和同有关国家的关系，国民政府关于12月29日宣布条例“暂缓实行”。南京国民政府开展的改订新约运动，恢复了一些中国长期丧失的主权，减少了列强各国在中国长期享受的特权，从而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积极作用”又是有限度、不彻底的，与中国人民关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南京国民政府在发起改订新约的同时期，又积极推行了反苏外交。1927年12月初，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即通过了《对苏绝交决议》。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借口苏联领事馆及国营商业机关为中共广州暴动的指挥机关，发布对苏联断绝邦交令，撤销驻各省之苏联领事馆，关闭各省的苏联银行、轮船公司和商业机构，仅留东北的苏联领事馆及商业机关。至此，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关系已实际处于决裂状态。1929年5月27日，东北地方当局借口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第三国际的会议，派兵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紧接着，7月10日，东北地方当局又以武力接管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的中东铁路，逮捕和遣送苏方高级职员59人。18日，苏联宣布断绝对华外交关系。至此，中苏两国断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