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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写了一个井非新颖的又是极其简单的抗日故事："我"爷爷余占鳌的伏击日寇以及和"我"奶奶的爱情纠葛。小说以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生命意识作为基调，对整个农民真实的文化心理进行原生状态的描述，一方面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一种火红的高粱般的民族性格，一方面则通过战争这一特殊的环境来开掘真正局于农民意识的正负两个层面。
作者写了神秘的"红高粱"，写了那些充满了隐喻和象征性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写了那些主人公的灵魂面貌及思想行为，乃至情感实践的精神准则--他们的伟大与渺小，强悍与虚弱，自尊自信与自卑自贱，善良与残忍，坦率与狡猾，机智与愚昧，以及那种足以使民族强盛的气概与足以使民族停滞不前的落后的传统意识，均使读者感悟到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所不可避免的精神状态的伟大与卑微。作品虽然以抗日为背景，以伏击为线索，但作者着力要揭示的是一个民族的过去，以及这种过去与现在、与将来的某种有机的精神联系。可以说，《红高粱》所要证明的是民族精神之魂的复杂内核，而在以往的以抗日生活作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中，还没有出现过这样既充满了血腥味，但又富有神秘感的优秀作品。《红高粱》中的主人公们，无论是"我"爷爷，还是罗汉大爷，在他们的血液中浸润着那无拘无束的叛逆性格和土匪习气，同时亦保留着除暴安良、抗御外侮的坚韧不拨的伟大生命潜能。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外部经历和性格特征，但其身上"基本的气质却是相通的，那就是体现在整个人格中的风骨，以及由此而带给生命的厚重感。同时又体现首民族民间精神的两个方面，一是勇敢抗争，一是勤劳耐苦。这两个方面构成中华民族的内豪力"。作者没有把这些人物戴上"英雄"的光环，而是让他们停留在真正的农民心态上，使之呈现出一个未经雕琢的定型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型。"我"奶奶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张力的、非"贤妻良母"式的中国妇女形象，她打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是一个充满着情欲和野性的女人。她"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地愿意"，她的活法悖逆了传统的道德，然而，她的生命意识却给人以新的美感。正是这个形象的塑造，使人们看到民族生存意识和生命力的高扬。"我"奶奶除了具有正义勤劳的中国妇女特质外，更重要的是在她的灵魂中，渴求的是一种朴素的自由和解放的本能需要，是一种归于自然的人类本性的需求。在她倔强的生命旅程中，我们看到她和余占鳌在高粱地里火焰般的野合，并没有那种污秽的感觉。她的纵欲充满着对封建礼教的亵渎，而这种亵渎正是一个在道德规范压力下生长多年的中国民族生命意识的自觉反抗。正如她在弥留之际的默祷："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正是这种反叛精神重新诠释了我们民族对于生命意识的理解，它渗透了"红高粱"船炽烈的生命张力。
《红高粱》中交织首悲剧与反讽的复合美感，即：它写的是一出悲剧，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悲剧美学原则。它不是在最悲壮之处引起人们的"悲悯"、"同情"和"崇高"的美感，从而达到教化之目的。而是采用"反讽"的技巧，给人以一种新鲜的美学感受。写到最惨烈之处，作者往往笔峰一转，以轻松甚至幽默调侃的笔调将读者从本来的悲剧审美轨迹中拉出来，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想象世界．使之富有多义的审美意蕴。在孙五剥罗汉大爷人皮时，作者用一种奇异的感觉来写这一场面：一方面是写罗汉大爷"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窜一窜地龇出来"、"肚子里的肠子蠢蠢欲动，一群群葱绿的苍蝇漫天飞舞"；另一方面又写"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面，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前者近乎一种亵渎意识，而后看又掺杂着一种黑色幽默和调侃的意味。本来这一场面正是塑造这位"抗日英雄"的最好描写契机，然而这种对传统悲剧原则的背叛，正是为了表现那种原生状态的生命意识。有人以为："以乐境写哀境，以鹊笑鸠舞写伤心惨目，以轻快写紧张，以洁净衬腌？，以霁颜写狂想，把小说中的悲惨和悲壮、坚韧和祟高推到令人震骇的极境"。总之，莫言笔下的悲剧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战争题材悲剧的审美观念，给人一种新鲜的、廓大的悲剧审美空间，尽管莫言是从福克纳那里借来的"反讽"的艺术技巧，但这有助于军事文学悲剧观念的演进和发展。
在现实主义精神中容纳了大量的现代派表现技巧，造成小说创作的新格局，这是莫言《红高粱》艺术上的又一成功之处。整个《红高粱》充满了象征和隐喻，森林般的红高粱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象征，而每一个人物和画面均充满着深刻的寓意。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神话模式'，是借鉴了加西亚o马尔克斯的魔幻技巧。不管怎样；象征、隐喻、暗示、借代等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正如莫言所言：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空灵美、朦胧美都难寓象征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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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莫言